29 我们的语言资源


          仔细想来,对我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语言资源:一是生活(或民间话语),二是古文。外文的影响也有一点,如《安娜卡列尼娜》、《百年孤独》和《白鲸》等外国文学名著的那些著名的开头儿,对我们提炼和概括自己的语言,也有某些启示的作用。但因为它们太著名,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我也不引用或模仿。比方说,我在写《乡村温柔》时曾开过这样的头儿:“管我叫牟葛彰吧!几年前——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荷包里只有一点一点、也可以说是没有钱,庄上也没有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闯荡一番,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瞧,也不错是不是?但明眼人一眼就会觉得似曾相识,进而找到它的出处,你就会尴尬。若有人再将你的东西翻译出去,那就会更尴尬。它再精彩,也不是你自己的语言,充其量只是人家的一个模仿者,遂割舍了。

          我更多的还是从生活中索取第一手的语言资源。第一手的语言是最靠得住的语言,永远不会与人雷同,也永远不会被起诉。一切时新的、鲜活的语言,都是来自民间的。我们说深入和体验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习群众的语言。鲁迅先生说,作家的本事在于当一般人还没那么说的时候,他比他们早说了一点。而现在则在于你能否将老百姓已经说出来的语言变成你自己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因与此次征文的命题无关,故不多说。

          好,说到这会儿,你大概已经发现我在行文中喜欢运用文言文的一些连词了是不是?如第一段的“遂”字和第二段的“故”字。你也不觉得格涩生硬对不对?这就是古文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无论是先秦散文,还是《二十五史》,无论是唐宋诗词,还是“三言”“二拍”,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思想内涵、历史意义、文学价值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它还是巨大的语言宝库、丰厚的语言资源。有许多的比喻、成语、名言,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里。所谓之乎者也矣焉哉,会运用的是秀才。它确实养活了并还在继续养活着许多人,比方那些专吃这碗饭的教授与专家,那些从事古典文学翻译及编纂各种各样的古典文学辞典的人等等。它还周期性地丰富和繁荣着我们的出版业,你若没饭吃了,再出一次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差不多就又可以吃一段。

          可以断言,没有一个作家不从它们那里得到补给和营养、启示与灵感。《论语》教我们如何做人处世,《史记》教给我们怎样写人物传记,“三言”“二拍”教给我们怎样结构故事。我从《史记》那里还学了一种“互见法”,有人说我的小说里面有个别重复的现象,我即以这种互见法作抵挡,比方你写《项羽本纪》须写鸿门宴,写刘邦你还得写。

          我曾经用文言文写过两组短小说,叫《错误集锦》和《农村错误八种》,分别发在一九九一年的《钟山》和《江南》上。其中的《修锁者说》是模仿的柳宗元,《招摇撞骗错》及《偷看女兵错》等则是模仿的蒲松龄。哎,还挺好玩儿,偶尔翻翻的时候,把我自己也还逗笑了。

          用文言文写作最大的长处是比较精炼和简约。短处是不容易展开心理活动和风景描写。但它的连词,实在是最简便、最顺畅的衔接语。我经常用的有“遂”、“乃”、“即”等,比起白话文中的“于是”、“就”等都要方便和上口得多,而且还多出许多的意味来。比方,我这样交待给人修锁的刘玉华:“玉华有初中肄业之文化,不甘务农,遂与人修锁修手电筒给猪打针也。其无师自通,一知半解,所修之锁用根铁丝即可打开。然农村之锁,只挡君子,不挡小人,真若有那训练有素之贼子,再结实的锁亦无用。玉华深知此理,虽公开言明,仍可挣得油盐之资。玉华即自我感觉良好,公家人儿一般,声称吾乃手工业者也,属工人阶级……”挺简练也挺有味儿是不是?若是用白话文写,交待这点事,不知要多用多少文字!我想不管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能使语言流畅简练,一般读者又能接受,那就可以用。

          中国的古文,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丰厚的语言资源。有了它,就不必自卑,不必妄自菲薄。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如何古为今用、继承发展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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