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一九三七年春至一九七一年春（2）
我的父亲母亲从川大出发，往东南方向，步行到重庆，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沿途借宿于一座座山野寺庙，或在农民废弃的棚屋里栖身。他们穿坏了二十双草鞋，吃光了帆布书包里的燕麦炒面。
到重庆后，虚弱不堪的母亲发高烧，满嘴水泡，有时说胡话，更多的时间在昏睡。
父亲用那几斤全国粮票，雇了一架二人抬的滑杆，抬着她继续南行。
这一路上，他们已经没有粮食。
两个滑杆师傅不断在那些土层很薄、看上去一无所有的山坡上，从沙土里刨出紫色的土豆仔，然后就地挖坑，捡些枯树枝烧火。土豆仔在炭灰里焐熟，搪瓷缸子盛的水烧开，还有那么一点点粗盐粒，大家靠吃烤土豆，又挺了三天。
这三天路途非常顺利，因为抬前杆的师傅是风镇人，有他带路，父亲不用时时校正方向，更不需要自己开路了。
从上路开始，父亲就明白，他永远不能再回成都，回川大。他只能朝着边远的、更边远的地方，朝着蛮荒地带行进。他将长久地孤独，在陌生的穷乡僻壤，慢慢思考突变的一切。
他原本是个被唐诗宋词熏陶的文人，喜欢李后主的婉约精致、敏感细腻，容易被苏东坡的豪放和愁绪同时感染；他本是有**理想的青年，欣赏俄国十二月党人，尊崇苏维埃的民主形式，被十二月党人诗歌感染，酷爱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柯夫……他这一生的理想，是成为优秀的教育家、作家。
我的父亲，终究并不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从来只习惯在文明的环境，与文明的人交流，在思想中获得乐趣，在固定的秩序里规律地生活。然而，文明和秩序被破坏，美德与理性瞬间灰飞烟灭之后，他高尚的自我也被人像牛粪一样踩在脚底，铁肩道义的知识分子价值同样被践踏和侮辱。
茫茫荒野，蚊虫毒蛇，日月星辰，前途修远。
此时此地，他脑子里储存的那些学问，一点忙也帮不上。隐隐的胸痛从来没有消失过。他已经对自己的身体麻木了，但疼痛总是令他气短。更让他惊恐的是，我母亲滚烫的身体也许随时会变得冰冷、僵硬，再不会醒来。
晚上，他们在山野、谷地、草棚等随处可以落脚的地方歇息。他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敢入睡，生怕就在睡着的时候，她乘机脱离**的苦难，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
他悲伤至极，已经做好打算：如果母亲就此离去，他要把她带到风镇，拥着她的躯体跳进深谷……
第四天黎明时，他们跟上了一个马帮队，金黄的晨光里翻过一个山口，世界突然展现出另一幅辽阔、敞亮的图景，前面的滑杆师傅蹲下身，放下滑杆，挥臂大喊：风镇！风镇！
父亲很激动，他们在路边的土墩子上歇下来。连日来夜间未曾入眠，他此刻精神恍惚。
马帮队是风镇刘家的，铃铛声声马蹄声声，欢快地向镇上奔去。很快，马帮队接近了远处洁白的大街。大街两边是黄黄的木房子，好一幅宁静温暖的画面！
我父亲还以为这是幻境，是他和母亲将要去的天堂。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听见微弱的呼唤，宛若来自梦乡。他深深呼吸，然后转身，望他的妻子——她竟然坐了起来，瘦削的脸孔眉清目秀，皮肤像纸一样透明，像黎明一样干净、新鲜。
他惊讶，声音颤抖：“你、你醒来了？”
“嗯。你看你，胡子长这么长了啊。”
她伸手贴上他的脸。她的手温和、柔软，高烧退了。
他闭上眼睛，紧紧握住她的手，控住即将滚落的泪水。
母亲的声音细弱而清晰，她说她渴。父亲的泪水立刻喷涌而出……她是他失而复得的！
他奔向路边，摘那些夏季里尚未凋零的勒杜鹃，他小时候吃过，勒杜鹃红色的花瓣微酸可口。
母亲吃完花瓣，干裂的嘴唇被滋润和染红了。她有了力气微笑，被父亲搀扶着，静静凝望眼前这个还在酣睡中的小镇，就像她看过的某幅俄罗斯油画，像记忆里某个熟悉的地方。
他们转身凝视对方，突然紧紧拥抱，在灵魂和**之间沟通了一个共同的强烈心愿：就在这里，在这个小镇活下来，好好地活……
那时的风镇，只有两条街，构成一个“上”字。”横”是大街，是出入风镇的干道。街两边的木板壁房子，完全连在一起，每家都以邻居的墙壁为自己的墙壁，所有的门和窗都一模一样。
所有人家的后门，通向后院、土地、茅司。风镇人雅，茅厕不能叫茅厕，叫茅司。
各家的后院各有不同，屋顶各有不同，有的盖黑瓦，有的盖青石板，有的盖茅草，是财富差异所致。
这些沿街绵延逶迤的木板壁房子，就像连体婴儿，有所挣扎，但决不放弃，互相抓牢了，紧紧攥住同样的日子、同样的时光。
冬天，因为屋顶材质不同，雨水流动的速度和冻结的时间也不一样，石板房的屋檐会倒挂着一排亮晶晶的细长如蛇的冰凌，瓦房屋檐的冰凌则稍粗重些，有胡萝卜那个大；而茅草房屋檐下倒挂的冰凌，就是奇迹了，像牲畜的腿一样粗壮，银亮亮地，引来孩子们用竹竿敲打。
街道的中段，有五套房属于朱家。我的父亲母亲租了其中一套，前后两间。
朱家主人朱大爷，名德义，祖上曾在清朝出过两代举人。他过去开私塾，现在风镇小学任教。朱大爷是老学究，经历社会变迁后，他小心翼翼，见人满脸堆笑。他通常在阴暗的里屋读书，看见小孩或陌生人，就说“大而化之、大而化之、嘿嘿”，把他那些发黄发黑的线装书藏到床板下，不给人看见。
朱大爷的老婆，过去是风镇大地主的女儿，一个卷头发的红脸女人，骨像奇特，性情冷傲，不苟言笑。她从不下地干活，却和朱大爷一样被小镇人尊重，因为她识字、懂风水，见多识广，是小镇的“三婆”：媒婆、接生婆、神婆。
风镇有个医生，姓郭，人们叫他郭医倌，他住在山里，只有赶集的日子才出现。集日那天，他戴着翻毛的狼皮帽，早早地从山里来到风镇街头，摆摊卖草药，给求医者放血或针灸。平时，无法见到郭医倌，镇上哪家人得了病，就只得找朱大娘要些香火灰吞下去，再请她去跳神，灵不灵不知道，但总有人请。
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亮。
街头洋槐树、电线杆上贴的那些红纸，就是朱大娘收了人家的母鸡和鸡蛋后，写了贴上去的。
“竖”是北街,街尽头是小学，“上”字的那一点，是北街中间的大戏台，常有戏班子在上面演出。越过金沙江而来的云南剧团演滇剧和白剧，来自遵义的花灯剧团演花灯戏。最讨风镇人喜欢的，是重庆来的川戏。每一折戏演完，披大氅的黑衣人变脸、吐火，有时候还会从空空的口袋里抓出白鸽子来，引起台下孩子们大声尖叫。
戏台用石头和泥土砌成，台身用石灰刷得雪白，写了一些大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
白底黑字。我父亲步行至此，看见这些美好的字眼，在心里引起一阵痛苦的痉挛。
他没有料到的是，多年后，大戏台不再是乡间表演艺术淳朴的展示场地，不再变魔术，不再有高亢的唱腔和鼓乐之声，而专用来批斗他和他的同事们。
母亲的肚子里开始孕育我哥哥，父亲却要去更遥远的大山里教少数民族识字。
不知父亲用了什么魔法，在母亲的灵魂中累积丰厚的爱，即使他长年不回家，她也一直那么恬静、安心，以笑容和世界相迎。
有些时候，她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父亲去了什么地方，是否还会回来。对母亲来说，生命的孤独和人世的陌生，与生俱来。她如同一株自然的植物，人世的一切让她感到吃力。只是因为我父亲，她的一切，才有了方向和意义，所以，他的未来就是她的未来，他的命运就是她的命运。
父亲离开太久，她对时间失去判断，一天天恍惚起来，常整天在小镇上溜达，下意识地到处找父亲。从街头到街尾，从午后到黄昏。她总是产生幻听，在一阵沙沙的风声里，听见他叫她的名字。
“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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