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九三七年春至一九七一年春（1）
我父亲在南京曾经有过幸福的童年。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那个春天，南京的梅花开得特别美，大街小巷，远远望去，像红色的云朵，浮在人家墙头或楼顶。父亲过两岁生日，我奶奶带他去孙陵岗赏梅。她身著自己缝纫的玫红软缎旗袍，穿绣花布鞋，步伐轻而小。父亲在她前面，十分欢欣，一路小跑，她紧紧跟着。因为走了山路，她脸色粉红。
她抱着他在梅树下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留住父亲童年时关于他母亲的记忆：漂亮，温柔，貌若梅花，酒窝里荡漾着善良贤淑的盈盈笑意。
年底，爷爷的凤书书院里，大多数学生都全家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爷爷也带着奶奶和父亲到了重庆，很快建了一个更大的书院，仍然叫凤书书院。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重庆大轰炸中，爷爷新建的书院被毁，他没能逃出大火，在两天两夜的燃烧中，和整条大街一起变为灰烬。
那以后，奶奶从小家碧玉变成坚强妇人，给人缝制旗袍为生，抚养我父亲，并亲自教授他国文、算术和读经。
1951年春天，土地刚从冰雪消融后的温暖中醒来。一直埋头读书刚满16岁的父亲，怀揣对**理想的向往，决心为国际社会主义伙伴的朝鲜人民献身，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奶奶无法阻拦他。
对于新社会的一切，奶奶恭敬而谦虚，并庆幸自己在阶级成份划分中被定为“城市贫民”，这多少让她感觉以后的生活会相对安全些。
父亲成为秦基伟军长十五军里的一名小战士，背着背包和水壶、口缸，合着雄纠纠气昂昂的队伍步伐，跨过鸭绿江。
过鸭绿江时，他身旁最苗条的战友王永树说了一句他没听懂的话。
“鸭绿乌拉！”
“什么？”
“鸭绿乌拉！”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这条江，是我们鄂温克族的先民鸭绿氏族命名的！”
在朝鲜战场上，部队除了缺枪支缺弹药，还缺文艺兵和军医。战前，父亲负责写快板书，做宣传，鼓舞士气；战斗中，他是卫生员，随时得在纷飞的弹雨中对负伤的战友进行施救。
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奋力将被炮弹震晕的王永树拖回掩体，小腿被流弹打穿，此后留下难看的弹孔。
两年后，父亲回到重庆，在奶奶所在的街道缝纫社当学徒。绝望数月之后，他重温功课，考上四川大学。
我母亲看见我父亲的那个傍晚，川大校园覆盖着浓浓的林荫，空气中苹果花香浓郁。她已经走到苹果园边上，那里有条近道通往女生宿舍。用她的话说（她写过很多诗歌，记述那些特殊时辰），那个时候，神发现了她，引导她。
她在洁净清凉的路上徘徊，胸腔里回响着轻快的歌声，脚步也随着歌声的节奏起伏。远处传来均衡沉着的脚步声，她听见并感觉到脚下路面的震动，扭头，看见我父亲从大路那端走来，不疾不徐……尽管他似在专注思考，仍挡不住青春的意气风发，从他有弹力的步伐、从年轻的身躯上洋溢出来，令我母亲倾倒。
她跑进果园，抱紧一株树，使劲摇。白色的苹果花纷纷飘落，如雪纷飞，撒在她仰起的脸上和身上。
她将花粉深深吸进胸中。
我父亲迈着有韵律的步伐走远了，我母亲迅速离开苹果园，轻捷地跳回大路上，尾随他，直到看见他走进中文系高年级男生宿舍……
第二天清早，我母亲回到中文系大楼，走进那间教室，将一叠秉烛达旦完成的十四行诗稿，放在父亲的书桌上……
1957年夏天，刚毕业留校任教的我父亲，川大最年轻的教师，在中文系的一次谈思想的会议中发言，他说，虽然政治是人的灵魂，也要从大处着眼，要以民生幸福为追求目标，为民生仗义执言。
他瘦削，下巴刚刚刮过，面容洁净，目光坚定，带有深思熟虑的热诚和理性。
他还说，如果学问都变成要学政治讲政治，那么就该请张奚若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课，帮助大家撇弃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现象。
他没有研究政治，却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的教育部部长的尊崇。
他还援引北大校长马寅初的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否定一切。这种现象眼下在川大很普遍，有必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因为它不利于团结，起码会影响大家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会议之后，父亲的发言记录立刻被送到校党委。
一个多星期后，他开始被批斗。
起初，他将批斗当成辩论会，奋力演讲，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澄清误解。
但人们动手了！他每说一段话，都招致殴打，直到他选择沉默。
他被关进学校锅炉房堆煤炭的黑屋里。
批斗每天都进行，不只在中文系，所有的院系都拉他去斗，只要他试图为自己解释，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引来拳打脚踢。
开始，打人的是些陌生人，后来他发现，即将成为他的学生的师弟师妹，也参与进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成为殴打的主力。
他们打断了他的肋骨，又把他架到学生饭堂，看那里的大字报。大字报里揭批他的反党罪行，用红笔勾画出来，触目惊心。有些大字报用的是红纸，黑色饱满的字迹浮着暗绿的光，像他复员归途中，在邢台火车站看见的一种叫绿步甲的大昆虫背甲的那种暗绿光。
架着他的人强迫他一直仰着头看，白昼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浑身无力，头一垂下，眼前便一团黑，而打手们的棍棒也顷刻抽打在他几乎麻木的**上……
这个世界失去了理性和逻辑，不可理喻，并且疯狂。我父亲试图挽回一点自我尊严的努力彻底失败，陷入绝望。
当他的胸痛慢慢可以忍受的时候，我母亲带着一封介绍信，来接他。信很简短，说明将他下放到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做扫盲教育工作。
“那是个什么地方？”他虚弱地问我母亲。
“应该不错的。我求了他们，本来是要把你送新疆或者青海的。”
“我妈妈还不知道。”
“嗯，她不知道。”
“我这样子，见她不好。”
父亲上学后，奶奶也从重庆搬来成都，在离川大不远的小街上租了一间屋住着。他不想让她看见自己衣服破烂、满脸煤污呻吟喘息的模样。
“你放心，我去和老人家告别。”
我奶奶见到我母亲时，惊喜莫名。
“姑娘姑娘，你家哪里的？凤书一直不告诉我哦。”
“我家在都江堰那边。”
“你家里人都好吧？”
“好的。”
“你说，你们要去重庆？”
“是离重庆不太远的地方，叫风镇。”
“风镇？风镇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这地方哦。”
“应该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去那里工作，也是教书，妈妈你放心啊。”
听见我母亲叫她“妈妈”，我奶奶的泪水流出来了。她或许在瞬间想到了孩子离去后自己的孤独，但也只是那么片刻而已。她细细地看我母亲，心里涌出越来越多的喜悦，对我父亲的幸福充满信心。
我奶奶本是个智慧而敏锐的女人，因为足不出户，听不见外面的风声，乍一见我美丽的母亲，心里只有惊喜和慈爱，无法料想其他更多。我母亲双排扣的“列宁服”上，沾满了泥土和黑煤灰，模样苍白、憔悴，说话时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虚弱……我奶奶以为她是跑得太匆忙，并没有从这些迹象中判断出我母亲和父亲的遭际。她急急忙忙地打开有描画牡丹的黑漆樟木箱，找出一块存放多年的绸缎，说要为我母亲缝制一件绣满梅花的旗袍，作为婚礼的礼服。母亲撒谎说，学校已经为他们举办了一场革命的婚礼，现在，他们要马上去风镇了。
“哦？”她很吃惊，这么大的事，我父亲竟然没有告诉她。不过，这是新社会了，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是革命的，就是最最正确的，最不容怀疑的。她遗憾地盖上箱子，“好好，我先放好，你留一个尺寸给我，我以后给你做，你一定要穿上我做的旗袍。”
奶奶收拾了一个包裹，放进父亲的秋衣和冬衣，又找出珍藏很久的几斤全国粮票，放进父亲衣服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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