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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举兵北伐


宣和四年(1122)八月中旬,宋徽宗下诏书,任命检校少傅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北伐军都统制,耀州观察使刘光世、同州观察使何灌为副统制,出兵二十万北伐,收复燕京地区。

        宋徽宗这个决定,在朝廷大臣间引起巨大反响。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大家七嘴八舌,唇枪舌战,议论纷纷。

        其实,从当年马植献策开始,宋朝决策高层关于收复燕云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童贯、蔡京、王黼等是支持派,邓洵武、郑居中、李邦彦等是反对派。宋徽宗站在支持派一边,于是诞生了宋金海上之盟。

        蔡京对收复燕云的态度开始很积极,后来忽然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变得很消极。其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与童贯个人恩怨方面的原因,也有他对当时社会认识方面的原因。宋徽宗对蔡京的转变很不理解,很不高兴。蔡京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北伐,于是在宣和二年(1120)五月,多次向宋徽宗提出辞呈。

        宋徽宗接受蔡京辞职,任命赞成北伐的王黼为宰相。正当朝廷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兵北上时,东南江浙一带突然爆发了方腊起义,打乱了宋徽宗的计划和部署。此后,宋徽宗对收复燕云心灰意冷,打算放弃这个梦想。而今,在王黼的百端鼓动下,梦想的火焰又在宋徽宗心里重新点燃,熊熊燃烧。

        为统一思想,避免扰乱军心和民心,在王黼的一再请求下,宋徽宗下了一道严厉诏令:“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

        大臣们被震慑住了,皆闭口禁言。唯独朝散郎宋昭敢于仗义执言,他毅然上书:

        “臣闻犬戎之性不可以结信义,他们去来无定,叛服不常。陛下自即位以来,御戎之术实为上策,辽使之来,宴犒赐予,恩数曲尽。因此,他们怀德畏威,向风慕义,稽首称藩。介胄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咏歌。历观三代以来,倾心悦服,至诚面内,莫如今日,实太平希世之盛事也。

        比者,王黼、童贯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兴边事,致烦宸虑,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仓廪府库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之无数。财用尚可复全,死者何以复生?王黼、童贯欺君罔上,蠹国害民,罪不可赦!臣愿断此数人头以谢天下,不惟慰安燕人之心,使之明知陛下德音,无复猜忌,谨守盟好,亦可使其余妄兴边事之奸臣贼子有所惩戒。

        李良嗣、董才皆北廷叛臣,心怀怨望,故附会边臣,撰造虚语,欲假中国之势,以复私仇耳。实两朝之奸贼,岂复忠义之可望哉!

        今女真刚勇善战,席卷北国,辽人全力相攻尚不能胜,傥与之邻,则将何术以御之?灭一弱国而与强国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真之利耳。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虽使伊周复生,不能易此议也。

        臣又闻两国之盟,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在天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

        宋徽宗看完宋昭奏章,气得拍案而起:“宋昭这个狂生,竟口出不逊之言。朕刚下旨不得妄议,他竟敢逆风而上,真是胆大包天!”

        王黼对宋昭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向宋徽宗建议道:“此人必须斩杀,此风必须刹住。斩杀宋昭,可以杀一儆百,杀鸡示猴,看谁还敢如此狂妄不敬!”

        宋徽宗生气归生气,但脑子还很冷静,说:“还是不杀吧,一介书生,杀之无益。将其除名编管,令地方官严加管束。”

        随后,宋昭被开除公职,枷项押送海州(今江苏连云港)。

        郑居中对宋昭很敬佩,也很同情,他来到都堂质问王黼:“政和八年,草民安尧臣上书,也是劝谏燕云之事,皇上不仅表扬了安尧臣,还授予其承务郎官职。而今,同样是上书劝谏,宋昭却受到惩罚,这是为什么?”

        王黼爱答不理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郑居中气得拂袖而去。

        宋徽宗任命五十五岁的刘延庆担任北伐军都统制,应该说是有些道理的。第一,刘延庆出身于将门世家,又有多年实战经验,在西北数次与吐蕃、西夏作战,作战也很勇敢,因战功累迁鄜延路总管、马军副都指挥使等职。第二,刘延庆曾在1120年担任过一次都统制。他与童贯宣抚使一同奔赴东南,将方腊平定。此次出战,他与童贯配合默契,合作成功。

        可是,刘延庆对这次受命为都统制,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前任都统制种师道兵败白沟,给自己留下一个前车之鉴。如果这次举兵北上能够获胜,那么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就会超过种师道。可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也是一场考验。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他清楚辽军的优势在于骑兵。宋军没有强大的骑兵,单靠步兵的血肉之躯来抗击金戈铁马,恐怕很难获胜。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付辽军,可不像对付方腊乱兵那么简单。因此,他告诫自己,这次出兵北上,必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隋唐时代,国家地域辽阔,中原王朝控制着北方诸多马场,战马有可靠来源,完全可以采取以骑兵对付骑兵的策略,来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可是,到了宋朝,国家版图已大大缩小,而且北方的契丹帝国已经壮大,势力范围也已经扩大,占据了北方的大部分马场。特别是西夏后来又从宋朝独立出去,并且与宋朝为敌,堵住了宋朝从西北购买军马的通道。因此,宋朝很难起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很难实施以骑兵对付骑兵的军事策略。除了骑兵外,现在,还没找到其它更有效的对付游牧民族金戈铁马的手段。在辽阔的平原上进行野战,步兵面对骑兵的冲杀,一触即溃,这并不是什么奇怪之事。

        宋徽宗对刘延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天,宋徽宗在延福殿单独接见刘延庆。宋徽宗说:“平定方腊时,刘卿担任都统制立下了大功。这次北伐收复燕京,朕斟酌再三,决定再次委任刘卿为都统制。希望刘卿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说罢,宋徽宗将一面旌旗、一条金枪、一件御袍、还有一根色彩斑斓的束带,赐给刘延庆。同时还赐予刘延庆七件宝物,这七宝是:黄金、白银、琉璃(宝石)、颇梨(水晶)、砗磲(海贝壳)、真珠(珊瑚珠)和琥珀。

        刘延庆跪地谢恩,激动地说:“臣沐浴皇恩,衷心谨记陛下教导,定当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血沃燕山,誓将大宋旌旗插上燕京城头!”

        应该说,这年四月第一次出兵时,宋徽宗并不想真与辽国开战,希望能不战而胜,他的御笔三策可以作证。然而,这次出兵,宋徽宗的想法就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他希望这次军队动真格的,真刀实枪,用武力将燕京收复。所以,对于此次作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军事部署,他都不再干涉。他希望童贯和刘延庆能见机行事,一举完成这个谋划已久的战略构想。

        遵照宋徽宗的诏令,北伐军开始向三关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一带集结。这三关是大宋北方的边防要塞。瓦桥关在雄州,从瓦桥关往南,驿道平坦而宽阔,一直延伸到黄河岸边。益津关和淤口关在霸州,一个在东,一个在北,成犄角之势。这三关地带,曾是大宋屯兵,防御北方契丹铁骑南下的重要区域之一。

        宋徽宗要求,参战将帅和二十万大军,务必于九月初在三关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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