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风雅的饶舌，很难吗？
将台路旁，有一个小小的四得公园，公园旁边立着牌子，拼音拼着——sidepark。
我穿了一件浅蓝热带植物飞鸟印花的长袍子，套一件淡紫色的编织外套，跟着jan走向小公园的入口，“你怎么总是找得到公园，我从来不知道附近有这么多公园。”
他拉着我的手走得气宇轩昂，“我们慢慢一个一个走，试试能不能把附近所有公园都走一遍。”
公园虽然不大，但入口如今被铁栏杆围了几个回合，一位老阿姨站在铁栏杆入口，拿着喇叭，对着稀稀落落的游客喊：“进入公园请扫健康宝，出示健康码。”
“什么？”我平素不出门，莫名其妙。
jan指了指铁栏杆上面挂着的二维码，“一个追踪行程的app，我已经下载过了，这几天用了几次。你扫扫看。”
我站在炫目的正午阳光下面，看着被晒得模糊不清的手机屏幕，拉下口罩，拍了一张异常难看的身份验证照片。我的手机还是4g，验证了几次才成功。
旁边大喇叭的声音忽然安静下来，阿姨忽然凑到了我们近前，极认真地问着jan，“我还没见过外国游客的健康码是什么样，你能给我看看吗？我参考参考，以后就知道了。”
jan用手机扫了码，举到阿姨眼前。他的头像不是自拍照，而是护照图片，信息清楚得多
阿姨仔细看了看，点点头，放我们从一层层的铁栏杆中间穿过去，进入了公园。
“外国人最近变成了敏感性人群。”jan说，“很微妙。”
我点点头，“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住在广州的一位美籍黑人被小区的物业强制要求搬离公寓。他的家属是中国人，质问物业为什么只驱赶黑人，不驱赶白人。家属还追问，如果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因为新冠疫情遭受种族歧视，人们会怎么看？”
“物业怎么说？”
“毫无反应，也不知后续如何。‘种族歧视’这个字眼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太陌生了，完全激不起风浪。我们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所有的概念都变了，我们在国内严格居家隔离，欧美还在为戴口罩是不是影响了正当人权在喧闹呢。民主，民主也变了味道。”
“欧洲也没有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嘛。”我提起他上次给我看的西方媒体漫画，“德国人在超市打一个喷嚏，唾沫不是会飞溅到两排货架之外吗？”
“对对，真危险。”他呵呵笑。
“还好疫情不是从圣诞节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如果国际航班封锁的话，你就得留在法兰克福，回不来北京了，我们也遇不到了。”
“是啊，很幸运。将来提起往事，我们可以说，当初开始交往，是世界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呢，多么有纪念意义。”
世界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的世界里还没有jan的时候，我可没有在五月份出来踏青的闲情逸致。我们从草地上的一条小石板路踏过去，旁边的铁丝网围出一块块篮球场、网球场，如今都空着。
路边的长椅也空落落的，没有什么人坐。jan瞟了一眼，随口说道：“我有位美韩混血儿朋友，是个裁缝。”
“裁缝？”真是复古的字眼，我咳一声，“什么裁缝？要叫设计师。”
“是，这也算是个外号了，我叫他裁缝，他叫我纳粹。”他耸耸肩，“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去公园里恶作剧。有人在长椅上坐着，我们就走过去一左一右坐在长椅两边，大声用英语交谈。”
“这么皮？然后呢？”
“通常中间那个游人会坐立不安，很快站起来走掉。”他轻笑。
“太恶劣了。”我笑着捏捏他的手指。
“还有更恶劣的。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喝酒都喝得很凶。有时候周末出去喝酒，第二天早上人会躺在很奇怪的地方。有一次我们醒过来时，发现是在天坛的树林里。”
“天哪。”
“还有一次在上海，我们喝了一夜，第二天醒过来已经是中午了，我们躺在黄浦江一艘船的甲板上，大家都头痛欲裂，谁也想不起来是怎么上去的。”
“这……真让人难以置信。”我瞪着眼睛看他，“看来，你以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嘛”。
“没错，真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喃喃说，“现在裁缝也变得不一样了，他开了店，高级西装定制，每天梳油头，穿着马甲皮鞋，客客气气陪客户们聊羊绒面料。娶了一位太太，是韩国人。”
“大家都不年轻了，人人都在变。”我应着。
“是，我可能变得更多一些。”
我抬头看他一眼，他的眼睛在树林里格外荫碧深邃。我想起初见他时，他浑身弥漫着的迟缓暮气，那时若告诉我，他曾是个放歌纵酒，荒诞不羁的青年，我一定想象不出来。
“我很想念我的摩托车。那时候，我穿着整套的骑行服，戴一只红头盔，轰隆隆满街跑。”他低头温柔地看我。
我有些迷惑，那么热血的人，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温吞的模样？
“等我从那边的法院回来，我好好给你讲讲以前的事。”他拉着我的手继续走。
我们很快就穿过了公园，从另一个口走了出去。公园旁边一家餐厅已经开始营业了，招牌上写着和公园名称反过来的两个单词：“parkside”。
“side，四得，这个机灵抖得真不错。”我拍拍手。
公园外面摆着沙发和桌子，支着阳伞，坐着三三两两的食客，我们在远处找了一张桌子。木头挡板上高高矮矮种满了花，我来回看了一圈，过半都是外国人。
“外国人平时好像是透明的，现在有了疫情，大家才开始正视他们，发现这个群体早已经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了。”
jan拿着菜单，抬眼看了一下，“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想方设法想要加入中国国籍，无论如何都没成功。”
“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吗？”
“太多了。比如我的健康码不知几天就需要重新登陆，上传头像又不能拍脸，只得拍护照，上传存图都不行，我又不能时时带护照在身上。”
“生活在国外，总有不尽人意的时候。我留学的时候，第一次从半年签证延迟到两年，也是松一口气。”
“平时还好，到了疫情期间，如果居住政策让人没有归属感的话，确实让人心慌。希望每个国家都能趁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外籍居民政策，把各种路径通顺通顺。”
“换一张中国护照并不会让一切变得方便。”我靠在沙发背上，扭头嗅旁边的铃兰，“每次入境的时候，你要是排在外国人的队伍里，顶多是程序繁琐一些。你要是站在本国人的队伍里，又长了一张欧洲脸，肯定每次都会被拎出来单独问询。”
他笑一声，手指敲着桌子，张口说：“中国签证这件事……”
还没等他说完，女招待正好走了过来，问我们要点些什么。
我不说话，靠在沙发背上，饶有兴味地看着jan和那个笑容甜美的年轻姑娘沟通。
菲菲问过：“jan怎么和服务人员聊天？”她说的没错，这能显露的问题很多。
我很乐于看到成熟的男伴和年轻女孩幽默地调侃几句，酒太冷，花太香，天气太暖和，饶舌几句轻飘飘的夸赞或是假装的埋怨。那是很风雅的事。我会带着成熟女人的微笑和姿态，在结尾简短地、佯作嗔怪地说一两个字，为那些笑话加一个得体的尾巴。
但是jan这时对女孩子的甜笑置若罔闻，眼皮不抬，麻利地翻着菜单，“这个，这个。”手指笃定地点了几次，最后加了一句，“行，就这样。”
多一个字都不说。
等女孩子款款走了，他忽然变一张脸，笑容可掬，龇牙咧嘴地靠近过来，带着一点娃娃音问：“你饿不饿呀，小墨墨？”
“你怎么不和小女生客气几句？”我被他逗得笑眯眯的，伸手拍拍他的脸。
“啊，为什么？”他一头卷毛靠过来。
“我有个远方的姨夫，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画家，平时手里拿一根紫檀手杖。可是他会特意比女孩子们走快一点，帮她们开门。”我的脸被他的头发弄得痒痒的，继续说：“对小女生们宽厚一点的男性，会比较可爱。”
“噗。”他不以为然，撇着嘴角，挤出个双下巴。
也许还太年轻了。我笑着捏捏他的下巴，默默想着。
阳伞底下的风温温的，我要了冰的百香果菠萝汁，刚啜了一口，这几天被刺激了很久的呼吸道忽然又抽搐起来。我迅速拿了纸巾，捂住嘴咳了一声。
咳嗽并没有就此止住，而是忽然如可乐泡沫一样从肺叶里泛滥起来。我先克制地小咳了几声，但那些细碎的小泡沫瞬间组成了更大的泡泡，我又用越来越大的声音咳了几下，就完全控制不住了。
我咳得眼冒金星，完了，旁边的客人肯定快要被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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