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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大明朝堂风云涌


  而张璁却卡着这个点,否认杨维聪称刘备是以小宗入大宗,继统继嗣论调。

  杨维聪一时语塞,无法进行辩驳。

  他又不可能撒泼打滚,称历史乃胜利者书写,或是史书不可信云云。

  且不说数千年信史工作,便让这位饱读诗书的新科状元,说不出如此没脑子的话。

  但说裴松之已然在《三国志》标注清清楚楚,「于时英贤作辅,儒生在宫,宗庙制度,必有宪章,而载记阙略,良可恨哉!」

  而裴松之乃宋人,距离刘备立国不过百余年时间而已,又是史学大家,奉命标注《三国志》,所见三国时期遗留史料,远盛其他朝代。

  既然其人称「载记阙略」,则必然是属实,这点任何人也未曾否认过,所以无可辩驳。

  然陈寿为汉建兴十一年生人,幼年、青年一直生活于益州,如这种续祖大事,不可能会不知道。

  如果真有续论祖先,立国之宗庙,则以陈寿著史谨慎之名,不可能会不记。

  是故,除非挖出刘备、刘禅、诸葛亮等重要人物坟墓,有出土实证否定陈寿所记,不然杨维聪无法反驳张璁。

  张璁见杨维聪半天无言,当即拉着夏言,携手而去,只留下杨维聪等人立于宫门。

  初次出场,就被张璁一顿毒打的杨维聪,一时间也变得垂头丧气,摇首往衙署走去。

  不过其斗志依然未消,虽此次初战失利,然并不意味着,杨维聪就此认输。

  刘备、刘渊典例被张璁否决,可中原三千年传承,小宗入大宗之事,且非早生养之例,虽然不多,但也不会缺少。

  一次两次失利,并不算什么!

  能笑到最后,才是真胜利。

  皇帝想要继统不继嗣,首先需要过文武百官这一关。

  自古社稷传承乃是重中之重,皇帝想要挑战固有礼法,休说卫道士,便是宗亲、勋戚未必就看的过去。

  看热闹的众人见两个主角走后,自然也不会留在当场,遂也各自散去。

  随着百官各自回到自己衙署,提及皇帝所提议兴献王祭礼之事,大明官场掀起一阵滔天巨波。

  百官此前只以为,重新议定宗庙制度,皇帝便不会再有太大波动,没成想皇帝不但没有停下,反而欲掀起更大风波。

  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等未曾参加文渊阁会议百官勃然大怒,尤其听到张璁之论,更是恨不得将其扒皮拆骨,方能解恨。

  万事有反对,便有同意,对于张璁之言同意着,也不在少数,当然观望党同样也不在少数,比如严嵩便是其中之一。

  如此大事,自然不会仅限于朝堂,无论赞同亦或否定者,皆须足够实力,故而下班回家首要之事,便书信四方,寄给同科、同乡、好友、同党,无论在野之士,还是在任之人。

  再差劲的人,都免不了有两个狐朋狗友,更何况当官之人?

  可以想象,随着朝廷邸抄以及个人书信散发出去,大明将会掀起何种风波。

  但是已经无人来得及顾忌。

  难不成世上还有比宗庙、社稷更大之事?

  即使掀起滔天风波,百官也无可奈何。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继承制度便如此破坏。

  随着书信、邸抄一步步扩散,天下凡文士者议论纷纷。

  半月之后,杨廷和、蒋冕、毛纪等再上奏疏:“程颐濮议,最得礼义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为万事法。

  兴献王祭祀之事,今可暂由崇仁郡王主祭,待陛下诞下龙子,则可以皇次子嗣兴王位,改崇仁王为亲藩,如此天理人情皆可兼顾。”毛澄等六十余人合词上奏。

  称濮议是最得礼法正宗,如果皇帝觉得,崇仁郡王不配祭祀生父,那可以让崇仁郡王暂时代祭,等到皇次子生后,再封兴王之爵,如此则一举两得。

  但朱厚熜依然没有理会,而是咬着张璁所言的,继位非皇太子、皇太弟之礼登基。

  甚至还拿出从锦衣卫,得到张璁与杨维聪两人论谈的事情,以汉桓帝为典例,再诏命继续博考典礼,以求至当。

  无可奈何的杨廷和,便再次上疏:“舜不追瞽叟、汉世祖不追南顿君,皇帝取法两位圣君为是,何故法桓帝昏昏之君?”

  这次朱厚熜也被噎到,舜的的确确非太子登基,而是由尧禅位,可以舜之孝,依然没有追瞽叟,后世如果越过显然有些不讲道理。

  至于刘秀则更是没有追封其父,仅仅只是封了南顿君而已,所认之父还是汉昭帝一脉,而非刘发一脉。

  有了这两个典例,朱厚熜一时哪怕是抓破头皮,也无法否认。

  紧接着毛澄等七十余人也尾随上疏:“孝庄皇帝以社稷授予陛下,虽是兄弟之亲,但于江山继统而言,可谓有父子之道,只不过昭穆相同,不可为世。

  从考庙以上,称祖、曾、高,依次加称,古来皆是如此,如何敢有异论?

  兴献大王固然于圣人有生人之功,但绝不可以孝庙而称之,不然礼法何在邪?”

  “凡礼,无一不是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是如此。兴献王之子惟皇上一人,既已继大统,奉祀宗庙,是以臣等前议欲令崇仁王厚炫主兴献王祀。

  兴献王称号臣等前议,圣人应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自称‘侄皇帝’名实。

  是以宋儒程颐之说,并非臣等肆意胡言,阻碍圣人尽孝。

  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凡在尊行止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名。而今皇上称兴献王曰‘皇叔父’、曰‘大王’又自称名,尊崇之典可谓至矣。

  臣等不敢复有所议,因录程颐代彭思永上《宋英宗议濮王礼》及北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诏文,请陛下御览。”

  毛澄这回可算是与朱厚熜顶上了,不但不肯重新议定礼仪,反而还拿出《宋英宗议濮王礼》作为例子,甚至嫌濮议不够,还拿出魏明帝的诏文。

  如果说濮议只是宋朝议礼,但魏明帝诏命,可是真正规定,明确规定,凡大宗无子嗣,择小宗支子继承大宗者,必须以正统奉公义,不得顾念私情。

  接着又举,汉宣帝继位在汉昭帝之后,却加刘进“悼皇考”;汉哀帝以宗藩继位,尊其父刘康为“恭皇”立庙京都,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越无度,甚至咎罪师丹……忠谏之士等事情为例,证明昭穆制度不可乱,礼法必须尊崇。

  最后明文规定“凡诸侯入继大统,必须明为人后之意,如果敢有谄媚阿上,则皇帝肱骨大臣当诛此人,不得有赦。”

  但是如此便算了,曹魏明帝甚至将此诏文放在宗庙,意为万世不可易之法。

  如此一来,朱厚熜单凭讲道理,肯定无法讲的过,对于国之礼法早已熟稔于心的群臣。

  从明面上看,明朝与魏国没有丝毫关系,用前朝的剑,斩本朝之官,显然是不大可能。

  但作为礼法则不然。

  礼法由历代相承相补,完善礼法也是古代必要国事之一。

  如无名正言顺道理,想要推翻历代沿袭礼法,必然无法令天下人臣服。

  恰巧,朱厚熜便没有道理。

  朱厚熜只想着找着由头,区分杨廷和党羽到底还有多少,且除了原身所学习知识以外,其余熟悉典礼知识,没有一个能够派上用场。

  PS:今天好像系统崩溃,书友圈发的消息,一概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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