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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朱厚熜威赫群臣


  明代武举之事,乃吴王元年始议,朱元璋开国定鼎,洪武二十年准礼部所请,设立武学,开设武举,武将、勋戚子弟皆可参加。

  天顺八年,朝廷令天下文武官员,各自举荐通晓兵法,智勇出众之士,参加各布政使司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

  中式者,则入兵部会同总兵府在帅府,参加下一轮考核,其中有策略,与校场比较弓马,这也是一个合格武将,必备技能。

  其中需答策论两道,骑射需中四矢,步射只需两矢,即为通过,若是骑射、步射只中标准一半则,次一等,能否晋级全看通过者有多少。

  成化十四年,朱见濡听从汪直决定,方才设立武举乡试、会试,规程制度同文科一般。

  但这些武举,皆未有定准时间,由是朝廷武举时有时无,全凭朝廷何时想起,何时再行开科取士。

  直到弘治六年,朝廷定制,武科六年大比,惟重策论,策论不过者,无须再试弓马,后弘治十七年改,同文科一般,三年一次大比,试后也如琼林宴一般,会赐宴武举进士。

  由于正德年间武备松弛,朱厚照有好武为乐,故而正德十四年再改,武举初场即比骑射,以三十五步为标准,第二场步射,以八十步为标准,第三场才论策略,与文试乡试一般,凡遇子、午、卯、酉之年,即举行乡试。

  明良元年,即壬午年,乃规定武举乡试时间,唯恐朱厚熜忘却,故而彭泽再次提及。

  武举之事非同小可,亦如文试一般,属于抡才大典,只不过规模以及热闹程度,和选出人才无法与文试相比罢了。

  这也是正常情况。

  毕竟明朝是以政治治国,而非靠武力治国。

  明朝外患虽然不断,但双方不过半斤八两,谁也无法一口气吃掉对方。

  长持以往,武德方面,自然而然逐渐松弛,能够出名的武将,自然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明朝自从洪武大案之后,向来武将不干涉政治,即使有也是极个别,这也导致名声极少为人知晓。

  但废归废,朝廷应有的取材,还是不能缺少。

  这是给天下武士,昭示皇恩浩荡,谁也不能无视。

  虽然彭泽与杨廷和相交莫逆,杨廷和更是彭泽当年举荐恩主,但在如此大是大非情况之下,朱厚熜也没有拒绝,欣然点头:“大司马之意甚好,即命天下武子,参加今科武举乡试,来年同文科一期大比!”

  武举之事,倒是没有引起众人反抗之意,群臣无所不应,拱手低眉答复朱厚熜:“我主圣明!”

  朱厚熜把手压了压,然后说道:“今朕登基半年有余,欲阅京营,你每以为如何?”

  杨廷和与群臣面色尽显为难之色,只得支支吾吾道:“陛下刚刚践祚,朝廷一应大小事务,尚未理清,又加上新议新政,不若明年阅武如何?”

  朱厚熜听后脸色大变,环顾午门之内群臣,厉声质问:“怎么了?难道是有人不想让朕执掌兵权?”

  “陛下何出此言?《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曰:「惟器与名,不可假人。」

  圣祖皇帝定制,兵部掌天下官军升迁、训练、任命等诸政令,且政令通行需圣旨允许,方可执行。

  而协理军营戎政,止负责掌管京营操练等事,不涉及调动兵马诸事。

  至于军旅之事,皆由五府掌管,各领其都司、卫所官军,各府掌印、佥书等重职皆由皇家心腹勋戚所领,偶有老将,但不及十分之一,至于臣等文臣,更从不涉及,岂有掣肘圣人执掌兵权之言?”

  众人诚惶诚恐,谁也不敢担此重言,若皇帝将猜测当真,岂非逼着皇帝动杀心?

  这一刻没人敢心情敢放松。

  明朝但凡过于触碰兵权的,现在尸体全部凉凉,更何况其他人?

  遂全体官员不约而同起身叩拜于地,随后异口同声,对着朱厚熜解释。

  朱厚熜也知道众人被吓得不轻,于是便放肆大笑:“你们休要过于紧张,朕不过是说笑而已。”

  “陛下乃一国君父,金口玉言,伏望我主圣明天聪,切勿与臣等说此等笑谈。”

  群臣再次叩首,以求朱厚熜说话三思,慎重。

  朱厚熜摆了摆手,继续笑着说:“诸卿之言,吾以悉知,你每快快请坐,还请将事情缘由道来。”

  众人重新落座,最后将目光投放在兵部尚书彭泽身上,彭泽避无可避,只好咳嗽一声之后,便开始奏对:“陛下有圣睿之资,欲革除弊政,臣等不胜欢喜,然天下之事,繁杂不堪,戎政之事,更是一等。

  故而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京营建制,始于府兵之制,而府兵之制,则在于‘居重驭轻’之策。

  此可在府兵兵力布制,足可看出,自贞观十年,天下十道共置六百三十折冲府,而京城一道却设有折冲府二百六十一。

  据《新唐书·卷30·兵制》载,关内右翼,与盛唐龙起之地河东道,有一百七府,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

  全国府兵总额为六十余万,而京畿之地拥有重兵二十五万有奇,占天下兵力十分有三以上。

  赵宋鉴唐代藩镇之祸,与五代乱亡相踵之祸,便收天下劲旅,拱卫京师,其名曰:‘禁军’,地方虽有厢军、乡兵、藩兵等,然但兵员、战力、军械、兵响皆远不及禁军。”

  “太祖高皇帝,以不世之资,芟夷群雄,驱逐鞑虏,开基建国,命遵古先哲王之制,远稽汉唐,略加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

  于在兵制与京营建置之事上,承袭唐宋‘居重驭轻’之策,尤为果决。

  是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已未,有辽东开元卫马名广上言五事,其中便有谓‘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隶禁,卫天下八百,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兵,不敌关中此‘居重驭轻之法也!’”

  “我朝洪武四年,京营兵额有二十七万八千有奇,约为天下兵力近半之数;文皇帝永乐年间,京营额数应约二百万有奇;为天下兵数总额一半。

  土木堡之变前,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数约,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除去锦衣卫队及亲军一类不属京营二十九万人,五府全部兵力仍有二百九十六万四千零五十六人。

  土木堡后,锦衣卫等亲军,及五军都督府损失泰半,是时五军都督府官军,应为一百四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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