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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收商税重新律法


  “商人逐利,无不存奸,不事生产却安居乐业,反之百姓日夜操劳,却只能粗茶淡饭,诏命各地另设税务司,朝廷重新议定商税,对商贾收以重税。

  另外须商议各行务工时常条律,反有若敢奴役我民,务工四个时辰者,处以重罚,各地官员严防死守,但有商贾害民者,以及严惩不贷。”

  既然没有办法找到钱,那么朱厚熜便不介意在商贾头上动刀,这些人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全是以各种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

  而且只要是商人,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道德观念,因为资本不允许他们有这种没用的东西,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被资本驱使者,前去将利益最大化。

  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资本就会选择别人,让他成为将别人利益最大化的垫脚石。

  对于商人,朱厚熜实在没有什么太大感觉,而朱元璋却对商人太宽容了,在元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己酉规定:「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如此薄税,不但没有让这些人感恩戴德,反而凭借着投机倒把,凭借着压榨劳动力,然后富甲一方,锦衣玉食。

  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所略增,但毕竟体系在那摆着,想要有什么发展,也并不大可能。

  当然,朱厚熜肯定不会脑子一热,拍屁股就上马加收商税,他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安排。

  比如收了商税之后,商人为求利益扩大化,必然会把矛盾转嫁到百姓身上。

  这朱厚熜是绝对不允许。

  所以朱厚熜会有规定,让百官商议百姓工时,以及其他细节问题,不然这种政令下达下去,固然朝廷当场吃的满脑肥肠,但是民变也会自然而然出现。

  五一劳动节怎来的,朱厚熜可算是太清楚了。

  当然仅凭这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将政策贯彻落实,更需要注意,在朝廷插手的市场之下,需要避免的诸多问题。

  譬如官员会不会为了政绩,然后压榨商人,导致市场崩溃,会不会有商人贿赂官员,达到偷税、漏税、拖税等目的。

  朱厚熜从来不以善意来揣测被资本驱使的商人,但是他也不允许,有人砸了他的饭碗,将市场经济搞的一团乱麻。

  商人要打击、要限制,但不能将他毁灭,不但一个诺达的国家,靠谁南送北运?

  作为皇帝,他不能凭借着喜好来处理问题,他需要从大局面着手。

  朱厚熜想法是好的,但不代表问题没有,于是户部尚书咳嗽一声:“圣明无过于陛下,只是这样,恐怕……商人并不会甘愿!”

  户部尚书说的哪里是商人,无非还是指地主大户、各地卫所、藩王、勋戚这些。自古以来,做大做强商人能有几个是真泥腿子?

  不是高门子弟,便是大户白手套,正儿八经平民,在还没起来,就被人按倒了,或者被入股了。

  就如同漕运,吃大头的无疑是南京勋戚、沿路卫所、镇守中贵、漕运总督这些人,小头才能轮得到漕帮。

  而朝廷要收商税,那就与开边一般无二,是在这些人身上割肉,这也是为何明末之时,户部尚书提议复榷税,而崔呈秀等人反对的原因之一,无外乎别的,只因为和他们有所利益挂钩。

  然而此次朱厚熜态度极为坚决:“大户是否甘愿,只要你每百官议定好政令,但有不愿者,阳奉阴违者处以重罚。

  敢蛊惑百姓滋事者,官府一律擒拿,仔细盘问,若是唆使百姓者,将唆使者抄家、发配。”

  封建皇帝从来不不会和下面人讲理,朱厚熜做了这么久,自然也知道,此事根本不能以常理度之,不然根本不用谈什么新政。

  “这……”

  “没什么这、那……凡有犯禁者,无论何人一律等同,但避免官吏联合大户欺压良善,都察院须严防死守,但有残害我人民者,一律报上严惩。”

  由于朱厚熜现在皇权集中化,而且一些老资历官员,也被他逐渐排除,因此他不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

  群臣嘿然,同时也是无可奈何,谁让皇权势大呢?

  明朝自开国以降,虽然常常有人提及祖宗成法,可谁又把祖宗成法当回事?

  就拿《皇明祖训》来说,朱元璋自己钦定规矩,然而首先违反的便是他,说到的不纳大臣投献,可是他的儿子、孙基本上都是大臣、勋贵子女。

  甚至于严格来说《皇明祖训》,在明朝就发挥过一次作用,那就是杨廷和尊《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一文,迎奉朱厚熜,其余的基本上再也没有用过。

  至于《大诰》,从开国的户户一本,变成了现在,垫桌子脚都嫌破的东西更不用说了。

  连皇帝都不遵守,又何谈其他人遵守?

  “臣等领命!”群臣无可奈何,只得摇摇头承下这个政令,然后国事台进行切商讨论,给一个可行的方案,递给朱厚熜御览裁决。

  “如此甚好!”见到众人不再多话,朱厚熜心情好了不少,然后又道:“《大明律》乃高皇帝开国之时所修,为了是天下百姓,知法尊纪,为的是有司有例可依。

  然而时代更易,未免有些不足,即刻诏命天下擅长刑罚、例律能吏,入京佐住内阁大学士,重修《大明律》。”

  《大明律》如今过去上百年,早就跟不上时代,而且朱元璋类似于理想主义者,条条框框虽然设置的一应俱全。

  但终归还是需要受到时代的限制,更受制于明初官员,有识之士稀缺的弊端,导致无数人可以钻法律漏洞。

  这对于朱厚熜而言,是绝对不可原谅。

  法律是什么?

  法律就是最后一条红线,如果法律可钻空子,那天下还能办什么事?

  然而群臣不敢苟同,天下之事莫不是徐徐图之,皇帝雄心壮志的确好事,但什么事都想做,显然不符合时代进步。

  而且大家用了百年的《大明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此时贸然更改律法,显然多有不妥,于是出言道:“臣等以为,修法不难守法难,创业不难守业难,陛下圣心烛照,意欲革新变旧,臣等不敢掣肘,可是太祖所定《大明律》并无不可,如何此时贸然修法?天下又该何从?”

  “有何不从之处?唐朝开国从武德七年修《武德律》,到永徽二年修《永徽律》不过几十年,便修三次,我朝虽一直沿用《大明律》,但弘治十二年曾修订加《问刑条律》,如何谓之不得更改?”

  朱厚熜就奇了个怪,修个法律都这么难?唐朝不过几十年,就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不正是代表律法需要随时更新换代?世上哪有什么不易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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