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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额度高了?


  “为何不可?难道朕定的这额度高了吗?朕觉得不高啊!”

  朱由校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反问道:“本朝幅员辽阔,人口繁茂,可每年岁入也就几百万两银子而已,朕定一万两的最高额度砍头有何不对?难道这定罪不以国库岁入为准,还能用其他东西定论吗?”

  “况且,这可是一万两银子啊!朕不用杀头来震慑那些贪官污吏,日后必然又会让这些人死灰复燃的。”

  对面殿内的那些阁臣听后,顿时哑然,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朱由校的话了。

  诚然,一个人贪污一万两银子,确实对比国库而言,有些多了。

  但对于他们这些内阁辅臣来说,他们能爬到今天这个地步,一旦真的管不住自己,参与到贪污受贿的事情上的话,随便一次简单的贪污受贿,那都得一万两起步了,而且这还是友情价了!

  若是他们真的同意朱由校这话,把贪污受贿杀头的最高额度定在了一万两的额度上的话,那不是要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吗?

  他们能爬到内阁阁臣的位置,个个都是人精,自然不会干这种蠢事,所以都在拒绝。

  见周围众人都不回话,而后看着自己,叶向高知道身为东林党魁,内阁首辅,他必须要在这时候出头了。

  当下,叶向高回道:“回禀陛下,贪污受贿是禁不了的,朝廷要想根治此事,难!”

  “所以,治理贪污受贿,与定最高贪污额度,杀头不杀头,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因为杀的再多,依旧禁不了。”

  “这一点,太祖高皇帝时,杀了那么多贪官,可贪污受贿至今依旧没有禁止,足可见想要解决此事,靠杀头震慑贪官污吏,是没用的。”

  “而臣以为,我朝贪污受贿之所以屡有发生,还是因为官员品性不好,品性不端者,当官后,掌握权利,一旦有机会接触钱财,必然会贪污受贿。”

  “故而,臣觉得,陛下若想根治这贪污受贿之风,当从官员的品性出发,选出有君子之风的人才为官,这必然会令贪污受贿之风断绝。”

  听了叶向高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朱由校并未立即回话,脸作深思状,像是在想着什么一样。

  其实,内心里,朱由校是在观察着殿内这群阁臣。

  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朱由校心里冷笑,朕不过是想待会好好吓你们说了这个话,没想到大招还没放,倒先把你们吓出冷汗了。

  当然,朱由校心里也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怕。

  试问一下,在场的哪一个阁臣,自己没点龌龊事情,而大明的文官,除了少部分人外,多数当官后,家里无论穷得还是富得,基本上财产都暴富了,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猜猜也就猜到了。

  对于这些,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其实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没人去戳破此事,皇帝是担心戳破事情,会让固有的朝廷格局瘫痪不稳,引发乱子,这也是朱由校今天故意装作不知,提起朱元璋时的反腐的原因。

  而文官,是明知而不知,或许他们猜到皇帝知道,但在心里,他们都一心以为皇帝不清楚而已,纯粹是给自己找个心里安慰,所以但凡心里有鬼的文官,是很少在皇帝面前提这些东西的,因为说不得就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很多贪污大案,都是案子出了,朝廷才查的。

  在贪污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谓的防微杜渐,皇帝是知道这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后期,官员贪污成性时,皇帝动不了官员,也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民间捞钱了,毕竟官员贪的钱,多数原本就该是皇帝的。

  说来,贪污受贿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体上的一颗毒瘤,不过到了明代,这种毒瘤却渐渐演变成了整个社会舆论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国之初,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就已侵蚀着这个新生政权的肌体。

  不过,由于朱元璋吸取了伪元灭亡的教训,加之他的贫苦出身,深知贪官污吏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反贪运动,从而极大地抑制了贪污腐化现象的孳生和进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还算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可是到了中后期,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已扩散到封建王朝肌体的全身,直接严重地威胁到明政权的存亡。

  随着政治的腐败,加之商品经济的刺激,明中期之后贪贿现象日益严重,早在处于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统年间,贪贿腐化现象就已死灰复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正德、嘉靖两朝以后,则社会舆论大变,认为不贪污为无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贪官,他把持朝政,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

  江苏江阴县富家子弟徐颐,胸无点墨,因向王振行贿而当上了中书舍人,京师人们称之为“金中书”。

  地方官朝谨也必须向王振行贿,史载:“每觐期,振不问何品官,能具礼者,多至千金,少则百,悉得达,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

  但这时,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数官员仍能廉洁自律,纵有个别贪贿分子,也只能“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后,随着政治的进一步腐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当时,“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官场中的吃喝风、行贿受贿风也愈演愈烈,官员之间经常“具糖席,张嬉乐,具宾主纵饮,夜分而罢”。

  本朝大诗人谢肇浙便对官场的吃喝风时说过:官吏富豪“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而吃喝风的盛行又进一步助长送礼行贿之风的蔓延,到了“纳贿受赂,公行无忌”,“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

  要说这些事情,手中握有遍布天下的情报网的锦衣卫的大明皇帝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大明中后期的皇帝都清楚,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毕竟,于上位者而言为了政局稳定,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真要是严格审查的话,恐怕整个国家体系就会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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