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 不得安生
第一卷风雨飘零
温首辅站的角度高，口才更是没得说，随着这个政坛老狐狸深入浅出的寥寥数语，崇祯皇帝对徽州盐商了然于胸。
徽州盐商主要是称雄于两淮，扬名大江南北。
在盐业上，他们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
徽州相距两淮，虽有崇山之限，大江之隔，但相比与远在西北的晋商，尚属近邻。
而且从徽州到两淮盐区的中心城市扬州，水陆可通，往来便捷，从水路启程经宁国、芜湖、南京也就直下扬州了。
而且，经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
盐业是一种特殊的商业，对盐业的生产管理、运销、课税等等，大明都有完整的政策规定，非常详细、具体。
因此，从事盐业的经营，必须熟悉盐法。
而徽商是一支以“儒贾”为特征的商帮，他们虽是商人，却基本上都属于文人。
因此，对于盐法的研究，他们比朝廷派去的盐官都理解得更为透彻深入。
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
大明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朝廷委派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担任盐官。
因为盐务关系国计民生，非鸿儒硕学、干练明敏者莫能担此重任。
而盐商尤其是总商要经常与盐官打交道，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与盐官有共同语言、共同雅趣，甚至有可能成为与盐官唱和往来的诗文之友。
于是，事情就悲催了。
官商勾结就成了必然。
商人给盐政官员以优厚的生活供应，毫无疑问，盐政官员自亦能给予商人格外关照。
尤其是徽商善于结交笼络官员，那手段简直牛逼到让人无法拒绝，著名的扬州瘦马就是他们想出来腐蚀朝廷官员的。
当然，聪明的徽商远不止只有女色一种手段，他们的手段是多样化的。
总之，一句话，很少有人能抵挡他们海陆空各种手段的轰炸。
如此一来，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原本属于国家的收入没有了，全部落入贪官和徽商盐商的口袋里。
“去年盐税的收入不足一百万两银子。而在大明中期，盐税收入一般都超过二百多万两白银，几乎少了三分之二。”
说到最后，温首辅语气低沉，开始列出实际数据。
这些钱，流向哪里，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尤其是作为大明的首辅，更是不可能不知道。
可那又如何？
管得了吗？
多少年过去了，不是依旧？
不过，近期皇上的手段，让首辅大人感觉或许有办法解决难题。
只是，这个坑有点大，不知皇上……
mmp，听完温奸相的话，崇祯皇帝觉得龙蛋隐隐作痛。
朕接手的这个烂摊子啊，其实彻底推翻掉，打烂了重建比较容易。
像这样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打打杀杀真他娘的让人憋屈。
只不过朕是皇帝，又不能造自己的反，只能忍着。
不过，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
那还是只能干了！
“看来，又要杀了！”
崇祯皇帝摇摇龙首，嘴里一裂，似无奈又似冷笑，对着满怀希望的温首辅说道。
温奸相眉头一皱，心了一沉，口里发苦，双手一摊，第一次反对崇祯皇帝道：“皇上，恐怕不妥啊！
盐官贪腐自然有朝廷法度，这个可以杀。可徽商和晋商不同，他们没有勾结外敌，没有致死的罪名啊！
若皇上强行杀之，江南民心肯定尽失，一旦有别有用心之人挑拨，恐有动乱。
而且，朝廷有求于这些徽商。”
作为大明首辅，温奸相自然把维稳摆在首位。
崇祯皇帝听完，愣住了。
对哦，这些徽商没有罪名啊！
他们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
毕竟，连税都不要交了，自然没有偷税漏税之说，大明更没有行贿受贿罪同一体之说，如何定罪？
不定罪，如何剥夺人家的财产？
而且，他们不仅没有罪，在江南百姓心中，他们还是活菩萨。
徽商是儒商，是读书人出身，平日里很讲究，最在乎名声。
说老实话，在太平年间，修桥补路的事情没少干。
在灾年，开仓放粮赈灾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总之一句话，他们慈善干得相当不错。
并且，崇祯皇帝知道，他们还是复社的金主之一，那些平日里得到赞助的复社士子，没少为他们宣传善行。
所以，他们在江南的名声向来不错。
还有，从另一方面讲，他们也算爱国人士。
历史上，大明凉凉之后，建奴大军南下，南明朝廷开始抵抗。
这其中，醒悟过来的部分复社士子和大明官员，开始招兵买马拉起队伍和建奴开干。
而这里面的粮饷，就是这些江南盐商或者海商赞助的。
这其中的做法，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商人大地主捐助老蒋抵抗倭寇颇为类似。
世道颠倒了！
崇祯皇帝感到很无奈，终于体会到前几任皇帝的心情。
一个士绅不纳税，就已经让国家受不了？
可这还不算完，还有土地不纳税，经商不纳税，什么都不纳税。
只有农业要纳税，只有地里刨食的百姓要纳税。
其他的都是大爷！
历史上，在位四十七年的万历皇帝也动不了这些，他把手伸到了矿山，可结果还是收不上来税。
为了增加收入，派出了矿监收税，结果呢？
矿监被打死了不少，矿税也被迫废除了。
占着国家的矿开矿赚钱，不准国家收税，还打死了收税的太监，这种事情千百年来只有大明才有！
好吧，万历皇帝拿他们没办法，只能憋屈着。
问题是这些人很嚣张，开始扣帽子，什么太监横征暴敛，什么太监弄得民不聊生，什么皇帝与民争利。
这是哪跟哪啊，简直颠倒黑白。
大太监收钱，他们能看得上老百姓手里面的钱？
榨干了也没有多少钱不是！
这就好像跑一百个地方，向一万个家庭收费，也不如往马爸爸公司一座，打点秋风来得多啊！
这个道理谁都懂。
所以，万历和太监收税，弄得还是这些大户。
问题是，大明的大户是谁？
能得罪吗？
于是，万历挨骂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想起这些，崇祯皇帝再也不能淡定，连坐都坐不下，负手起身踱着方步，脑海里不停转动着，怎么办？
“温爱卿有何方法，赶紧说来？”
走动着，崇祯皇帝发现不对劲啊，温奸相这老货低着头，紧缩双眉，一副欲言又止难以抉择的模样，立马开口说道。
“皇上，臣以为，或许需要进行盐法改革，取消开中法，取缔徽商手里的根窝，才是长久之计。
可臣又担心，不知时机是否合适？又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
温体仁依旧思索着，缓缓说出心中的忧虑。
说起来，大明的盐法改革并非第一次，长久以后都在与时俱进。
明初，对百姓不错的老朱为避免权势仗势独占盐利，严禁食禄之家行商卖盐。
洪武二十七年，老朱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
景泰五年，规定官员每人支给盐三千余斤，吏每人支盐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预盐政。
此法制定后，盐务井然有序，国家获利较大。
后来，随着战事的进行，推出开中法。
开中法是指开边报中，即由官府公布条例，召商输粮食等物与边境地区，以盐作为报偿。
实行开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为了增强边境的军事储备，充实军饷，之后扩展到为救济水旱饥馑，囤积粮草。
每当边境军饷发生不足，或发生水旱灾害时，由户部出榜，召商输纳。
或令商运粮于指定地点，户部编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给发粮机关，一份发给各转运提举司。
商人纳粮后，由收粮机关将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此仓钞赴各转运提举司。
转运提举司比对相符后，按商人所纳粮数给引，派场支盐。
商人得盐后自行运售。
以粮食换盐引，利用商人运粮纳米，充实边储，这就是大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
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
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
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可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
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了同意。
于是，大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弘治皇帝心太软，偏宠权贵。
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
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
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
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
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
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
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到了崇祯年间，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败坏到了极点了。
而这，也是温首辅决定改革盐法的初心。
当然，他是在这段时间看到崇祯皇帝的霹雳手段后，才动了心思的。
否则，他根本生不起这个念头。
没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支持，他一个首辅能干什么？
尤其是在朝廷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只要能弄到银子，怎么搞都合适！”
温奸相刚说完，崇祯皇帝眼前一亮，立马开口说道。
不过，对于温奸相的第二个问题，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主意。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
而且，这个资金，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时下大明，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
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其次为天津长芦盐场。
两淮盐田包括大大小小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产盐量负责供应整个江南并且出口蒙古等地。
天启年间，大明军费因建奴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
可江南盐商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
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
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
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做出重大让步。
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于是，朝廷的这次妥协，终于形成了垄断，二十四家徽商垄断了两淮盐场的销售。
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
可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
因为，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
说得好复杂的感觉，其实，这在崇祯皇帝心中，这分明就是后世的总代理制度。
这二十四个代理商，垄断了两淮盐场，取得定价权，然后再找二级、三级分销商，层层分包下去。
只不过，这些徽商实力确实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两淮盐场的资本高达八千万两白银。
他们利润有多少崇祯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为他们还要四处打点各级官员。
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
为的，就是能继续承包两淮盐场。
试问，投资如此之高，没有高利润谁愿意干？
这不是傻逼吗？
而朝廷呢，这八千万两白银，要供应两淮盐场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和处于扬州的盐运司运转外，一年上缴户部得银不足一百万两。
这他娘的是什么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而且还是替一些孙子打工，这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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