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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八二章 权臣诸葛亮死后算计


诸葛亮死后与其说是魏延造反,还不如说是逼反了魏延更确切一些。诸葛亮死后把兵权交给杨仪,是不是利用杨仪和魏延死不对眼,默许他伺机收拾魏延?

        魏延岂能不怕杨仪利用职权,找茬收拾他?诸葛亮早应想到魏延必定是不甘心束手就擒,与其让人收拾还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到头来还是被诸葛亮定计害死,诸葛亮对魏延可谓用心良苦,郁郁一生的魏延可说是三国中第一大悲剧人物。

        魏延对蜀汉是忠心不二的,而且历史中刘备对其是相当器重的,可以说远胜过赵云,是被冤屈了,这个史学家已经证实了,魏延后来的谋反实是诬陷,因为他和杨仪两人的“窝里斗”,蜀国内部最后调查出了事实,所以才以“公侯”的礼仪厚葬了他。

        或许许多人不解,为什么诸葛亮要置魏延于死地?

        这要从第五次“北伐”说起,那时诸葛亮求战不得,进取不能,却在五丈原前僵持着,他所等待的,不是寻找机会同司马懿率领的曹魏主力进行决战,也不是另辟蹊径,避开司马懿主力夺取武功这一战略要地,更不是等待曹魏方面发生内乱好加以利用。

        当时他积劳成疾,日渐沉疴,但不是令他措手不及的暴病,按照常理,应在疾病沉重时立即撤军。两军作战中最忌讳损折大将,更别说三军统帅,这很容易造成全军覆没。

        查遍古今中外军事史,除了诸葛亮,再没有久病军营,一定要安排到死后才撤军的三军统帅。

        病榻上,诸葛亮有足够时间整理心思:西蜀以弄得民穷财尽,自己身体和国力都不允许再进行第六次“北伐”;不“北伐”就失去了常驻汉中勉县的理由,须得班师回成都。

        返回成都后,皇帝与权倾朝野的重臣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明争暗斗、难以逆料的变数,更何况九年中辅政不归,排斥打击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将领,五次“北伐”五次失败的责任,软禁皇帝刘禅等,都会遭到残酷无情地清算。

        这不是小事一宗,是关乎身家性命以至于三族命运的关天大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死在任所,以人格的自我完善,掩盖已经暴露必遭清算的责任。不夸张地说,五丈原前,诸葛亮是在等死。

        临死时侯,诸葛亮没有忘记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这同他名誉地位以至身家性命以及三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知在他身后,除了刘禅外,魏延已经没有了制约。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因为所受的窝囊气太多,他会利用手中军权加以报复,首当其冲的则是他的家族以及荆州籍官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诸葛亮不是傻瓜。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副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安排他死后的军事调度。

        排斥最应该参加军事会议的副帅魏延,当然具有鲜明的阴谋性质。果不其然,会议安排杨仪率领大军秘密撤退,安排魏延率部断后。

        同时作了最坏打算:若魏延不肯服从,就别理会,别影响大军撤退的既定安排。显然,这次军队调动中,他没有说服魏延协同撤退的打算,而是不惜分裂不顾后果地算计着魏延。

        会开完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时候,才派费祎通知魏延。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的魏延,气势汹汹地说道:

        诸葛丞相虽然死了,我还在呀!相府官员可以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率领诸路大军攻击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怎么能够因一人之死而废弃北伐!更何况,我魏延何人,怎么能听从杨仪指挥,给他做断后将军!

        同时扣押了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不愧是荆州籍中的佼佼者,见大事骤变,虚与委蛇,在联名签署军令后,表示愿意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诚实的魏延相信了费祎,使得费祎能毫发无损地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事政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没有因诸葛亮的病逝稍有渲泻,更为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魏延对形势缺乏基本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

        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的背后,人心思归不可阻挡。在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发兵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经完全不可能。

        也许魏延只是说一说气话,仅只是说说而已,但这种气话传出去之后,魏延已经同西蜀十万士兵切身利益严重对立,空前孤立的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失败命运已必至无疑。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够缓解、协调这对矛盾的,是成都中枢。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朝廷,相互指责对方“叛逆”。

        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服从把持朝政的荆州籍朝臣。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荆州籍朝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不同的回军路线,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

        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缺点,终造成同僚“当时皆避下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

        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然而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干城,况且又领兵在外,变数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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