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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2)


真正解决钱贵银贱问题,已经到了乾隆中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银钱比例终于降到了1比1000,到了乾隆五十七年降到了1比1300,到乾隆五十九年更是到了1比1400~1450的比例,反而出现了钱贱银贵现象。官府马上收紧铸钱,很快就又上升到乾隆六十年的1比900,嘉庆二年之后维持在1比1020~1030的理想状态下,到嘉庆四年时候,也在1比1080,可以说已经控制住了。

        乾隆年间为什么能够控制住钱价,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终于控制住了铜的供应。

        后世有专家认为,清代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巅峰,清代前期“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清朝矿产的开发,确实比前代大大增加了。

        但这并不是矿产政策的创新,或者技术的突破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以及对边疆富矿的开发。其中对云南铜矿的开发,大大缓解了因为日本对贸易限制,导致的铜矿输入不足问题。由于清政府依然对矿产开发的管理非常严格,经常性的禁止民间采矿,大部分铜矿的开发都掌握在官府手里。民间用铜依然不足,所以民间熔铸现象屡禁不止,可由于清政府手里的铜产量十分充足,到了乾隆中期,已经可以做到抵消民间熔铸带来的影响了。

        周琅为铸币做的准备十分充足,至少是详细收集了福建历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对比加以分析。

        他发现,银钱比例这些年受到了控制,可是物价比康熙年间增长了许多。

        最重要的米价和布价,有老人回忆说道:“闻四五十年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则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米价涨了四五倍,布价也涨了四五倍,这整齐的比例,显然不是物资短缺引起的,物价普遍增长往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通货膨胀。

        周琅马上反应过来一个问题,满清朝廷是通过控制银钱比例来控制货币发行的,可是银钱中的铜产量清政府可以控制,但是白银的输入却是因为贸易,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

        造成的结果就是,为了保持银钱比例,输入的银子越多,清政府铸造的铜钱就越多,结果造成货币超发,引起了通货膨胀。乾隆五十年,江浙遭受旱灾,粮食歉收,导致米价上涨,但是乾隆五十一年春夏,江浙一带风调雨顺,夏收后米价非但不降,反而见涨,对此乾隆皇帝诧异“当此民食充裕之时。一切米麦等项。市价自当渐就减落。即或未能顿减。应亦不过照前。断无转比上月加增之理”。并质疑“似此有增无减。伊于何底?”

        乾隆不了解为什么粮食丰收了,米价还会增加的原因。朝臣提出可能是官府收粮收的太多,导致市面上米粮稀缺,然后乾隆停止收了一年大米,但结果米价还在涨。乾隆只能感慨说,“米价之贵,原非一岁骤长,自不能一岁骤平”。乾隆不了解货币原理,只以为米价增长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平抑米价得长期努力。

        这个发现,让周琅很纠结,他联想到了后世许多国家跟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储备越多,国内发行的货币越多,通货膨胀越严重。跟现在清朝输入的白银越多,铸造的铜钱越多,导致物价增长竟然是一样的道理。

        果然,贸易还是平衡一些的好。

        最近广东的物价涨的极为厉害,钱价大跌,一方面是战争影响了生产,导致商品稀缺,一方面广州抽走了太多的白银,而制钱却没有少,一直保持在过去的超发状态,这种情况,几乎让广东经济体系濒临崩溃。

        这种情况下,加上做了长期的准备,周琅准备铸钱。

        吸取传统经验,周琅打算采用现代方式,将货币的发行,跟银行整合在一起,而不是让类似户部的民政机构来管理铸钱。

        至于银行机构吗,周琅已经建立起来,取名货殖银钱公行,货殖的意思基本可以代表商业,司马迁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一篇,其中货殖的含义已经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周琅的货殖就指的是工商业,只是中国还没有引入工商业这个名词,干脆就借用古词。银钱二字代表的经营对象,主要就是银子和制钱。公行的意思,是说这个机构不是私人的,但也不是官方的,而是一家类似十三行这样的行会,关系到商业、手工业、矿产业等所有行业的一个以金钱为业务的总行会。

        目的就是将官府影响排除在货币管理之外,以免形成滥发的危机,采取公行这种传统商业组织形态,更容易取信于商人,更容易让人接受。

        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商人,同时更快的融入广州商业中,周琅还请了十三行伍家的子弟来担任公行的行首,这个人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鉴,此时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商人。

        正是在伍秉鉴手里,将怡和行打造成了第一商行,后来纵横香港的怡和洋行就是借了怡和行的名字。

        此时的伍秉鉴还是一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而他跟他哥哥伍秉钧一起经营怡和行已经五六年了,神奇的躲过了几次十三行商人的浩劫,现在随着潘家的退出,怡和行已经是事实上的广州第一商行。

        两兄弟取得这样的成就,完全归于运气是不可能的。而是俩人有魄力,敢开创,又能抓住机会。他们有那种开创性商人的脾性,这一点跟周琅极其相似。

        其实他们开办怡和行,他们的父亲伍国莹是不支持的。伍国莹曾经做过行商,但忍受不了官府无休无止的勒索,甚至卷款潜逃了一段时间。后来就退出了十三行,以一个普通茶商的身份经营,家业做的也很大,高达数百万两银子。是潘家的大供应商之一。

        伍国莹、潘振承这样的豪商,已经不看好十三行贸易前景,可两兄弟竟然十分渴望加入这个行业,他们认为对外商业大有可为。俩人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帮父亲经营生意,做生意的本事是有的,但他们的父亲不看好他们的眼光,坚决不支持他们去做行商。

        拗不过兄弟二人,只给了俩人一万两银子,然后就生气不管他们了。两兄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联合应募洋商,手里只有1万两银子,只能用来上下打点,连领牌照的钱都不够,行商的领牌费在3万两至10万两之间,俩人的营运资金全部是自行解决的。

        俩人最大的机遇,是他们跟美国商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十三行中都有自己固定的客户,潘家跟最大的那些洋商做生意,进口茶叶最多的瑞典人,英国人都是潘家的座上宾,而资本不足的伍家兄弟看上的是同样初入贸易的美国商人。

        结果美国贸易发展很快,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其他国家,成为广州贸易中,仅次于英国人的第二大势力,伍家兄弟也借此成为仅次于潘家的第二大行商。

        所以上次周琅邀请十三行商人出山,也就只有伍家和蔡家出面,蔡世文是迫于无奈,已经资不抵债,不做生意还能做什么,伍秉钧却是相对积极主动。

        至于这次周琅请伍秉鉴帮自己做事,就是伍家的第一次机会了。伍秉钧大力支持弟弟担任货殖银钱公行行首,并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本积极帮忙奔走。至于怡和行的生意,少了伍秉鉴并不碍事,这些年主持者一直都是伍秉钧,而且时人评价,伍秉钧才是一个商业奇才,要不是短命,伍秉鉴后来的成就应该归属他哥哥。

        伍秉鉴也不负众望,周琅建立的各种标准商业账册,他很快就掌握了原理,然后将账目做的明明白白。并且通过向经营最良好的商行放贷,短时间内不但把货殖银钱公行的业务做了起来,借出去了两千多万两银子,一直能够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同时帮助外贸行业的商行迅速恢复了经营,最大的得益者就是蔡世文家族,他们总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先是借了八百两银子,还清了之前积欠的高利贷款,然后用这些借款迅速恢复了自家生意,虽说规模上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扭亏为盈了。

        支持国内商人是周琅的初衷,伍秉鉴还开拓洋商业务,利用自家的人脉关系,他先是说服美国人通过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来进行各种交易,由于十三行的突然退出,过去洋人们习惯的担保制度结束,他们一时找不到可靠的货源,大批中小商人倒是愿意跟他们做生意,可他们不放心,有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交易往来中也是以账目往来为主,降低了现银交割的麻烦,同时质量上有伍秉鉴的保证,也可以信赖。所以美国人马上将自己的金钱往来,交给了货殖银钱公行。之后其他洋商发现了奥妙后,也积极采纳。

        结果大量洋人的银子存入货殖银钱公行的账户,伍秉鉴大量放贷的同时,不但没有降低库存白银,还能保持在一个充足的水平,这是超过周琅期望的部分,有能力的人,总是能够脱颖而出。

        当然货殖银钱公行也不是完全变成了过去十三行的替身,首先这是一家现代银行,周琅请来了荷兰人作为顾问,经营的一直都很规矩。至于伍秉鉴发展出来的贸易担保业务,其实也是银行业务之一,只是一般银行担保的是资金,而不是商品质量。

        除了开拓业务之外,货殖银钱公行还负责对广州银行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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