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11章 俗云遮日

时间一去半年。在没有毛泽东领导的日子里，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三分之一。中央来电，让陈毅去汇报情况。侧面，毛泽东也写有信给中央。陈毅去上海到是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情况。陈毅、朱德都承认是自己错了。李立三、周恩来两中央负责人指示说，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

        陈毅返回后，亲自去请毛泽东，继续主持红四军工作。

        毛泽东心忧革命与军队的命运，面对陈毅的到来，不发怨气，不计前嫌，重返部队。

        不久，毛泽东倡导召开古田会议，颁布《古田会议决议》。

        红军性质将由此产生质的飞跃，立下大规矩：党管军队，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紧急情况下可由首长临机处置，但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报告并接收检查。

        有了毛主席指挥，战况就有了起色，弱小的兵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不到一年时间，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这种巨大胜利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还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时，毛泽东以诗词抒情铭记：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0年6月至9月，共产党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执政，他大呼：“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李立三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只要全国性武装暴动即成，坚持“城市中心论”，李立三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

        李立三具体行动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仅三个多月，共产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统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脱离实际，主观主义，盲目乐观，拔苗助长，急于求成，必然事与愿违。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错误，结束了李立三在党中央的统治。

        冬去春来，1931年初，王明等人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却又走向了更严重的左倾极端道路。

        有人不服王明，组织第二党搞分裂活动。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向国民党供出了很多绝密情况，并建议把党中央一网打尽。

        钱壮飞获得了这个情报，冒着生命危险送出，避免了一场灾难。

        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王明作为总书记，觉得太危险，辞去总书记职务，变相逃避去了莫斯科，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命24岁的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

        博古照搬在中国水土不服的俄国革命经验，死板教条，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

        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

        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三人团”指责毛泽东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

        有人问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理论”

        “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有人甚至骂毛泽东。

        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又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让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被免去军职。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不过，从此，人们开始习惯称呼为毛主席。

        1932年1月，周恩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

        会议上，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成为极少数。

        随后，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作报告，谈日本侵华必然引起全国抗日高潮，引起阶级关系变化。这样的论断和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进攻苏联”的判断，当即被粗暴地打断并受到指责，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上次免除军职，这次又被免除党职。

        毛泽东病了，去华东山养病。

        这期间，毛泽东得知红军组织打赣州，33天未打下，伤亡3000多人，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估计又只得请毛泽东出山收拾残局。

        果然，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毛泽东二话没说，下山了。

        事情一到毛泽东手里就简单了，他连夜冒雨往前线赶，边走边指挥部署，被围部队很快脱险。

        人，品性、智商的差异。

        此后，毛泽东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部队见有毛主席领导，军心大振。毛泽东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

        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又明确规定只是参与指挥，计划决定权是朱德，最终决定权是周恩来。

        毛泽东的威望，只要参与指挥也能起主导作用，又连打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

        还是老问题，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任弼时等参加，争论到最后，却还是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

        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毛泽东不服气，会议决定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提议：“必要时毛主席还到前方助理！”

        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连“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这回，党职、军职被撸，这回连工作也免去了。

        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为得到庇护，博古一行进入苏区。

        博古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汇报工作说：“我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游击战”博古听了非常恼怒，打断不听。

        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博古说：“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吧！”26岁博古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时毛泽东已40岁。

        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没有毛主席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只是险胜。这也是朱德、周恩来受益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熏陶而得。

        历史老人在感慨中回忆：那是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不慌不忙采取堡垒主义、步步为营蚕食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5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博古、李德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守战术。这种死守法正中蒋介石新战术下怀。在敌强我弱现实情况下，以短击长，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损失惨重，由鼎盛时期的约14万人减至8万多人。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继续守根据地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拼死突围。这已无法讲究什么巧打，只有硬拼。湘江突围再损失约5万人。

        时光再倒退到中央苏区时……

        那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后，红军作战迭次失利，尤其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不满情绪达到顶点。红军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根据地流传一首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

        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王稼祥，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被王稼祥被敌炸弹炸伤，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

        张闻天，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

        1931年底到1935，历时3年多，毛泽东受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毛主席幽默地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经4年，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红军在遵义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瑞金有拥毛四人帮“邓、毛、谢、古”，其中的邓是邓中夏而非邓小平。遵义会议，邓小平也还没资格参加。

        遵义会议，是王明下台，毛泽东上前台当红军导演的开始，是众望所盼，尤其基层官兵。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将熊熊一窝，兵熊熊一个。谁使红军几度起死回生？

        世上庸者芸芸，智者罕若晨星。庸者有智者引导可变成强者。一头狮子带领        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因为，这时的羊群变成群狮了。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那里。

        红太阳，历经俗云遮蔽，终于在遵义东山巅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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