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教化番民三大项

　　除了语言以外，要教化番民，还有一部分文人们高度重视的工课。

　　那便是随着司长给番民宣讲统一、正港的神话体系，儒生们也应马上跟进，在番人们认识到古狼神为他们引入圣贤之学后，果真就来教他们学习圣贤之学。

　　这一步，在圭谷城还是比较顺利的，毕竟蓝米道士部熟番五姓基本都会讲汉语了，并且在过去多年里或多或少其实也接受过一些儒学思想观念的熏陶。



　　所以周公仁请城里书院的教书先生给番人们巡回讲课，效果不错——而且郑克殷特地指示过只讲《论语》《孟子》，坚决避开程、朱等人的任何一丁点学说！

　　就连《三字经》《千字文》，都照样要避。

　　一旦发现教书先生讲了程朱理学，郑克殷将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换人再来。

　　至于五先贤的学说，郑克殷知道对于番民来说还是艰深了些，尤其是五先贤更多的是在谈治国理政的政治哲学而非个人修养，便也不是紧迫要教之物。

　　圣贤之学以外，文人儒生同样重视的诗词歌赋等汉语言文学，对于番人来说只会更加晦涩难懂，便也暂缓不教。

　　尽管在圭谷进展喜人，但是这一成套举措在合儒就碰上了阻碍——毕竟合儒除了核心大绵社以外，被迁聚至开天坊的“外八社”番民大部分人都还不会讲汉语，直接用官话给他们讲《伦语》《孟子》，便会使他们仿佛在听天书一样。

　　所以郑克殷给出的指示是，不如先把《论语》逐条翻译成语言平实直白的大绵部澳龙话，翻译好一条，再给文乐官们讲解一条，但不要求他们背诵——毕竟现在澳龙话尚未标准化，临时翻译的文段不值得死记硬背。

　　文乐官们大体通晓《论语》，便也应分散开来，去给各里村的番民讲解，尤其是冬日来临，每夜的讲古活动便恰好适合带番民粗略地接触儒学。

　　不过尽管郑克殷承认孔子的圣人地位，并愿意教番人《论语》，但《论语》之内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有强烈时代局限性的糟粕。

　　比如有意愚民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真遵照这句话来执行的话，那郑克殷在三地宣讲神话岂非是违反圣人教诲？



　　所以郑克殷是打算对《论语》本身也要做出删订，不适合用来教番人的，大可以删减掉。

　　郑克殷也十分庆幸扶桑这十万明人孤悬海外，其中儒生文人数量更为有限，绝大多数平民都是热衷“淫祠”勤拜妈祖而大字不识者，所以对儒家学说直接动刀子，都不至于受到太大阻力。

　　考虑到这点，郑克殷便要求合儒文乐科翻译出来《论语》章句，都要先经过他的审核，通过了方可用于教导番人，通不过，则郑克殷会批红直接不教此章或做些修改。

　　由于羽鹰山道一期工程已经完成，邮驿系统也已建立，一些乐于在山上跑上跑下的信使能够使合儒与鹰阳间的通讯距离缩减至大半日，因而郑克殷给合儒的回复非常及时。

　　恐怕合儒文乐科里的儒生们都会对司长的行为大感头疼吧！

　　相比于给番人增添儒家道德观，郑克殷更想做也更难做的事情，乃是打破澳龙人的传统禁忌，就像郑克殷已经深刻体会到的“女子不可谈论打猎”或“不可谈论死者”都非常碍事。

　　想来郑克殷已经提出了“黑暗时代”的概念，他也完全可以斥责澳龙人那些禁忌正是黑暗时代的糟粕，这样一来，番人老保便将不敢吭声——不管他们心里服不服，他们总得适应。

　　思路疏理至此，郑克殷便在纸上写下了教化番民的几项要点：

　　一乃宣讲神话；

　　二乃教导经过去芜存菁的圣贤道德观念，打破黑暗时代的禁忌糟粕；



　　三乃教导注音符号，使番人能够书写；

　　四乃教导汉语官话。

　　相比于器物的使用与实际的生产生活，这些思想文化方面的教化自是更难的工课，但一旦完成，会令扶桑受益匪浅，皆因这样能够使汉番之间深度融合，做到真正的不分彼此。

　　如果说还差点什么的话，那便是他所开宗派与新的神话体系，至今缺少一个直接的名字，无法像儒、佛、道那样直接指称。

　　既是以古狼神烈帝为主神，教派名称中理应包含“烈”字。

　　但直接称为“烈教”的话，想来也并不合适，毕竟这个名字显得太过模糊。

　　要起教名，除了以主神为名（如佛教、基督教），大概也可以用所崇拜的抽象概念（如道教、景教）、象征物（如祆教/拜火教）、教士称呼（如萨满教）。

　　如此向来，他所欲开宗派，缺少这样一个概念核心，新宗教的教士体系至今也未有任何设计。

　　毕竟他所创制的仍然只是一套神话，而非一个完整的有仪轨、有组织的宗教。

　　目前明人对负责相关信仰宗教者的称呼有巫公、巫婆和文乐官，而郑克殷通过这套想要想要导引去的圣贤道德之学则有儒生负责，若是两相结合，或许可成——



　　烈儒教。

　　如此称谓，有“儒”之名，儒士文人便不好说这是淫祠崇拜，是敬鬼神而远经伦；而有“烈”之名，则表明这是要尊崇古狼神烈帝的宗教，要传承烈帝所授予我们的重要知识。

　　甚至可以说，“儒”乃“烈”所派，正是因为烈帝派来识圣贤之学的人，方得此宗。

　　在没有更好的想法以前，郑克殷将暂时使用这一名字便于自己记录。

　　既是神话与圣贤道德之学两相结合，那么殖民司所要教化番民的启蒙之学，便能精练地总结成这么几条：

　　烈儒教，注音符号和汉语官话。

　　其中烈儒教最为基础，理应人人知之；注音符号则至少应是官吏与有识之士都能掌握；而熟用官话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殖民司的明人官吏多少也能讲澳龙话来和澳龙人沟通。

　　直至此时，郑克殷也从终于完成了这样的总结，放下笔时，不禁长舒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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