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一九三七年春至一九七一年春（9）
揪出欧阳南山，这还不算下手吗？
我父亲不由得心里发慌。
风镇上的“四清”运动，比学校更为严酷，每天都在抓人捆人打人。打死了几个，又有几个受不了折磨，上吊了。
小道消息说，北方某市郊区，自杀的已经有几十人。
人间惨剧带给我父亲无力的感觉，只有回到写作当中，他才感到自己有了力量。
他更加小心，用草纸糊了窗户，顾不上看一眼总是啼哭的初生婴儿，通宵达旦地写。婴儿的啼哭倒是帮了他，是我们家彻夜亮灯的理由。他一边愤激急速地写，同时预感到某个毁灭性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
1966年6月1日，西南乡下的天气格外晴和。湛蓝的天空十分柔软、洁净，没有一丝尘埃。庄稼碧绿，蝴蝶飞舞。远方绿油油的山野里，杜鹃花正寂寞又灿烂地怒放着。
我母亲将她的一件旧衬衣，剪出两块完整的布，缝了边，并各绣上一朵小花和一只小狗，作为我和哥哥儿童节的礼物。
这个手帕漂亮极了，盖在脸上，可以闻到棉布的味道、肥皂的味道、暖暖的阳光的味道。我用它包松针，它又有了松树的味道。
穆姝来了，她是我父母最最喜欢的学生，毕业后和陈少伦一起考上西南师大。
“王老师，我和少伦毕业了，一定回风谷中学。”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咱们太缺教师了，你看我，上午在高中教室教语文，下午又在初中教室教音乐，我们个个都得有三头六臂……”
穆姝带来了山里殷红的杜鹃花，带来她家樱桃园里新摘下的樱桃。
我母亲格外感激。
自然恩赐的鲜美的形状与滋味，更加映衬出生命的卑贱和寂寞。我母亲将杜鹃花插在窗前，希望每个经过我家窗户的人，都能看见它的美丽。
没有蔬菜，天天吃土豆和豆芽，我母亲的嘴唇掉了一层又一层皮。那些晶亮欲滴的樱桃，像硕大的红宝石，我母亲小心地放进一个木碟子里。穆姝知道她舍不得吃。
“王老师，樱桃维c丰富，又容易烂，不能久放。”
“我放凉水里，等孩子们回来吃。”
我父亲回来了，他面无表情，目光低垂，只问这两天的报纸来了没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
我母亲想了想，将睡熟的婴儿放进蚊帐里，凑过去。
“报纸还没看到，以后可能也看不到了，李忠福说，黄书记有最新指示，报纸都是机密文件，不能给我们看了。收音机我刚换了电池。”
我父亲从我母亲手里接过他们的宝贝熊猫收音机，转身去里屋。他在门槛那儿回过头来。
“穆姝，你怎么在这里？”
“学校闹得太厉害了，听说有个“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后，到处都在抓人打人，早就没正常上课了，所以我回风谷来住一段。“
“赶紧回家吧，这一阵千万不要回学校，学校通知你回去你也不能回去。”
“为什么？”
我父亲沉默了一下，叫我去找哥哥。
把我支开后，他就按下了收音机的一个键钮。
他们听完了歌曲《伟大的北京》，又耐心地等待节目间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放完。接下来，他们听到了播音员乔越熟悉的声音，播报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
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我家的空气和窗外的暮色凝结在一起，他们三张成年人的脸孔，在黯淡的光线里悬浮着，压抑而毫无表情。
乔越的朗读铿锵勇猛地结束。
穆姝想开个玩笑缓和一下：“他说‘亲爱的先生们’，像谁的口吻？像列宁！”
我母亲没笑，我父亲也没笑。
我母亲说：“穆姝，赶紧回家吧，天黑了。我这里有手电筒，你带上吧。”
穆姝望望他们，说：“不用，我晚上看得见。再说，今天十三了，月亮要圆了，今晚就有大月亮照我。”
我父亲说：“穆姝，这个假期一定不要回重庆，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家读书，帮父母干活。狂风暴雨就要来了！”
晚饭后，我和哥哥一人得了一把红樱桃。
我们去到森林的岩石上，在那里等月亮，一边慢慢品尝。
酸甜可口的樱桃肉有点脆，咽下去，整个肚腹和喉管都感觉到幸福。我们吃完樱桃，恋恋不舍地将核含在口里，直到舌尖磨疼了，才比赛谁可以吐得更远。
“哥哥，我告诉你，狂风暴雨就要来了。”
“怎么会？我们打赌，如果是狂风暴雨，我背你回家；如果是月亮升起，你明天的樱桃归我。”
我没有和他打赌，我告诉他，那话是父亲说的。他不说话了，也没追问。
我们在岩石上待了很久。
岩石变得冰冷，夜风微寒。
奇怪，没有人来叫我们回家睡觉，父母头一次好像把我们忘记了。我们享受着这种被忘却和不被管束的放松和快乐。
这一夜，我们并不知道，父母焦虑得难以入眠。
这一夜，我们也不知道，父亲和母亲达成一致，为防止孩子们受到伤害，准备将我和哥哥送回成都，只留下不足两月的婴儿在他们身边。
月亮升起很迟，它刚出现在东方群山之上时，大地一片黑暗。遥望远处的学校，没有一盏灯影，就像漆黑的大海，沉落在大地最最低落的地方。我和哥哥说着一些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任何痕迹的孩子话，迷迷糊糊地，遥望父亲母亲们的学校，它将如同一颗被遗忘的果核，沉淀在黑夜深深的谷底。
风镇有很多我父亲和母亲的学生，他们高中毕业后，在镇上的人民公社里当会计，或在供销社卖东西、在车站售票、在煤矿开运货车。
我母亲第二天顺利地找到一辆运煤车，开车的正是她的学生。她给哥哥一袋烤熟的土豆，将我们塞进运煤车的驾驶室里。司机是个面孔乌黑的青年，对我们很殷勤。
第一次坐大货车的驾驶室，总感觉自己在向外扑去，尤其是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时，感觉就是向山下扑，我紧张得浑身发抖，一直咬紧牙关，强压着想呕吐的感觉，不敢说话，不敢吃东西。白天过去，黑夜来到，我疲惫得要睡着了。
哥哥揪我的耳朵，把我揪醒。
“不能睡！要是夜里司机打瞌睡，怎么办？如果司机打瞌睡，我们就会和车一起摔进深山大谷，死定了！”
“你给他讲故事吧。”
哥哥将所有给我们讲过的故事，聊斋和各种演义，都给司机讲了一遍，也偶尔顺便瞎编瞎编。司机真诚地听，并发出笑声。
一天一夜之后，司机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卸了煤。又赶了两天一夜，他将我们送回成都的奶奶家。当时我正发着高烧，奶奶留下我，托人将哥哥送去都江堰的外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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