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监守自盗

“紫檀龙纹宝座、纹榻一张、云龙纹大画案、五屏梳背藤椅两对，还有黎龙纹百宝阁大柜……”

        许致远看了一遍拍卖目录，十六件紫檀家具都是宫廷御用精品，每一件代表当时工艺的巅峰，难怪能让全世界藏家趋之若鹜。

        “事情我知道了，你们佳德开拓香港市场的计划什么时候进行？”

        “我已经正式向董事局汇报，一致决定越快越好，其实公司这几年一直在部署，前年已经选好办公地点，老闫和其他高层也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当地的大藏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差打响第一炮。”

        “那正好，第一炮就让我打响！”

        许致远站起身，沉声道：“佳实德这次明显就是联合小日本来骗钱，利用咱们的爱国情绪，故意放出恭王府这个诱饵，既然如此，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你回去准备，半个月以后致远居第一个香港专场也是家具，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胡妍一脸痴迷的看着许致远，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已经完全被这个男人征服，激动的回去汇报工作，临走还叮嘱晚上不见不散。

        送走胡妍，许致远进入系统，直接联通溥仪，中国最后一个末代皇帝，也是恭王府文物外流的罪魁祸首。

        “你就是溥仪？”

        许致远看着一脸病病殃殃的末代皇帝，感叹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乾隆不用说，雍容华贵；咸丰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好歹身上也有点帝王的霸气。

        再看看眼前的溥仪，一身西服，戴个金丝眼镜，面色苍白，双眼无神，弱不禁风的样子，不说还以为是哪里出来的病书生！

        看过他自己后来写的自传，辛亥革命后，紫禁城一分为二。溥仪虽已退位，但按《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之规定，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只不过缩小了他的活动范围。

        以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为主体的外朝划归民国政府，而南起乾清门、北至神武门的后三宫和东西六宫等内廷范围仍由逊清皇室使用。这样就由两部分部队分别担任紫禁城内外的警卫。神武门外，由原宫廷禁卫军改编的陆军16师第三团组成的内城守备队担任守卫，神武门内则由护军担任守卫。

        溥仪他们密谋盗运国宝的关键是如何平安无事运出宫外？成败的焦点是怎样混过由京畿卫戍司令掌管的内城守备队这一关。溥杰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发现那些吃粮饷而又麻木不仁的兵痞们对他们携带黄包袱出宫门竟是熟视无睹，他们顺利地蒙混过关。

        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大的周折。

        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本上要记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

        当时他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其他心腹为名，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从此下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善本书与溥杰、溥佳等平时携带的课本表面上大小一致，形式上又都属于课本一类，由于它的体积小，用黄缎包袱裹起来与平日太监们伴同出入紫禁城所携带的物品表面相仿佛，这样就不致引起京畿卫戍司令部所属的内城守备队值勤士兵的怀疑。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了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了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珍宝。

        其实溥仪和溥杰有计划地盗运国宝之前，就已打起了宫中宝物的主意。因为溥仪不仅维持了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的花销就高达1300多元。1921年以前，内务府公布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项，每年就要87万多两白银。据说每年小朝廷的总开支都不少于360万两。

        钱不够用，民国政府又时常拖欠，怎么办？溥仪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借。于是溥仪命人向商号、银行借钱，但是大笔的钱，溥仪他们根本就还不起。于是就拿宫中的宝贝做抵押。逊清皇室就用这种方式向各大商号、银行共借款超过100万元。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在天津时期，溥仪为了达到“复辟祖业”的政治目的，拉拢、收买各类军阀，使大量的古玩珍宝散佚，为了满足他那挥霍无度、浩繁无边的开支，溥仪又把手中的国宝变卖，换为金钱。

        后来溥仪究竟卖了多少件书法字画？基本无案可查，很难摸清底数。但有资料较为翔实地记载了“三希堂”中的“二希”，即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两件墨迹便是溥仪在天津时卖出的。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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