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7章 伐元(十二)御前

第1657章  伐元(十二)御前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大的麻烦无非两类，一类是外敌入侵，一类是内部腐蚀。高务实二十来年的努力换来了大明的经济、军事实力相较于原历史上的水平大幅提高，对于外敌入侵的担忧明显下降。

        然而，由于大明的内部结构问题有祖制上的严格限制，以及高务实本人的年纪限制了他进入名正言顺意义上的朝廷顶层，他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显然远远落后于他对经济、军事的改革。

        这就意味着，大明朝廷内部腐蚀问题迄今为止几乎依旧如故，党争不过是最明显的问题，而在党争之下，还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麻烦，即个人利益的无限膨胀甚至能影响整个党派。

        正如实学派内部形成了以高务实为首的高党和许国、沈鲤联盟一样，心学派内部的问题也随着舒应龙这次暗中推动的漕军暴动而逐渐浮出水面。

        从本质上来讲，心学派本身的内部结构比实学派还要松散一些，他们对于很多具体的事务甚至不如实学派那样看重。

        他们重视的是一种学说——即心学的推广与流传，寄希望于通过朝廷高层的思想统一来使朝廷按照心学思维来运行。

        如果单从这一层面来看，心学派作为一个“道德实学”的学派，其根本目的是达成“君子之政”，即朝廷上下人人都是君子，按照君子应有的礼义道德来推动社会运行。

        这种想法或许是很美好的，但在高务实看来，这就好比是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封建时代搞成共产主义一样，理念看起来十分美好，但其实根本不可能做到。

        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水平，这是高务实小学时就听说过的，中学阶段基本上就形成了牢固思维，大学阶段则明晰了其中原理，根本不必在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方面有任何质疑。

        所以高务实不搞心学那套，而是老老实实推行实学，勤勤恳恳推动社会生产力。

        心学派显然不认可这些东西，他们依旧按照自身利益与实学派相争。然而在高务实的各种实政实效面前，心学派在朝中的日子算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眼瞅着高务实在伐元之战胜利结束之后要形成强势的入阁冲击，实学、心学两派的政治平衡极有可能因此打破，心学派全面被实学派压倒的可能性倍增，有些人开始脱离申时行、王锡爵两位大佬的控制，开始有了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之上的举动。

        就如舒应龙这次的“黄雀行动”一般，他表面上支持王锡爵引起漕军骚动的计划，却故意“用力过猛”，使漕军骚动变暴动。

        王锡爵希望控制规模搞个千余人规模的骚动，引起朝廷警觉，审视对伐元的过度投入，然后通过正规的党争手段，逼迫朝廷压缩高务实手中的资源，如兵力、财力方面。其最终目的是使得高务实无法对残元进行彻底扫荡，把局面拉回到“正规”，继续此前的政治对峙。至于其他事，那都要走一步看一步，等以后再说。

        如果一切按王锡爵所想，大明朝廷当然浪费了大量精力、金钱和时间，却没能完成预定战略，但站在心学派的角度却至少稳定了朝中的政治平衡，对他们来说是划算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至于说朝廷大战略破产，那个虽然很遗憾，但也不必过于在意——高务实这次没搞成不要紧，将来有机会了我们心学君子们自然会去搞定嘛！

        然而，正如实学派现在有高务实为首的“激进派”和许国、沈鲤为首的“保守派”一样，原本组织体系比较松散的心学派，也在高务实带来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相似的两派。

        八面玲珑、遇事隐忍的申时行当然是典型的“保守派”，而相对出手更狠辣、更果断的王锡爵就被下面的官员视为“激进派”。可是，对于下面的一些人而言，王锡爵的“激进”也还不够，还需要有人为他加一把火。

        舒应龙此举，当然就是在为王锡爵加火。不止于此，舒应龙本身还要在这其中捞足好处——你王阁老可以是此次行动的发起人，但我舒应龙必须是直接负责人，并且在其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为将来的上位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所以，舒应龙悄然行动，将事态严重化、扩大化，把千余漕军骚乱变成数万漕军暴动，把危险可控的镇江、扬州漕军骚乱变成南京漕军暴动。

        “两京制”下的南京遭到数万暴动的漕军攻打，这其中的政治风险将十倍于王锡爵的计划。这就逼得朝廷必须立刻有所行动，并且在高务实不可能立刻插翅飞抵南京的情况下将平定这场暴动的任务交给他舒应龙这个漕运总督。

        这就是内部腐蚀，就是个人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乃至凌驾于国家利益。

        而这也意味着心学派在实学派的强压之下，同样出现了内部思想的分裂，形成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申时行、王锡爵作为成熟稳重的老派政客还不得不姑息这种分裂，寄希望于弥缝内部不和，争取先稳定当前局面，日后再作清算或者整肃。

        不过，申时行和王锡爵可能还是小看了朱翊钧此时此刻的胆量与气魄。在得到南京被暴动漕军攻打的消息之后，万历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慌，而只是单纯的震怒。

        内阁全体阁老及兵部尚书周咏被第一时间召集到文华殿面圣，朱翊钧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下暴动缘由，以及目前南京是否被暴动漕军占据，然后就直接询问吴兑、梁梦龙和周咏三位平叛之战该如何打。

        这三位不是主管过兵部的就是正在主管兵部的，虽然目前得到的消息不太细致，但至少可以明确一点，南京城还在朝廷手里。

        吴兑是以往负责兵部的阁老，在梁梦龙入阁之后，他名义上也还可以过问兵部事务，但实际上主要却在帮高务实的户部说话；梁梦龙直接管兵部之事，但大多是在战略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还是得让大司马自己来。

        因此，周咏不得不站出来准备回答皇帝的问题。然而这个局面却并非申时行与王锡爵希望看到的，只是王锡爵作为群辅，皇帝问到的事与他的执掌无关，不太方便直接插话打断，于是申元辅不得不站了出来。

        申时行作为首辅，当然是对任何事情都有发言权的，因此抢在周咏开口回答“如何打”之前道：“皇上，臣以为此刻不宜先论及如何武力平定，甚至不该贸然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暴乱。”

        这话与朱翊钧的观点是冲突的，但大明的传统力量足够强大，纵然是皇帝也不能不给堂堂首辅说话的机会，只能耐着性子，一脸尊重地颔首道：“申先生有何高论教朕？”

        申时行一脸肃然，行礼道：“不敢，臣以为漕军此次出事，归根结底是由于倭寇袭扰，烧毁烧伤了大量漕船，导致漕军以为要自负四成损失而造成的。

        故在眼下有两点最为关键：一是倭寇袭扰为何能长驱直入南京，苏松海防到底怎么回事？二是漕军此次损失虽大，但因为着实事发突然，天下无人可以预测，朝廷若能酌情减免漕军自负损失之赔偿，或可将此次骚动消弭于无形，而不必以武力镇压。

        皇上，漕军并非狼心狗肺主动图谋造反，轻易镇压只会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且南京及周边久无战事，各卫皆无战争准备，贸然一战未必是良机，反而只能使事态加剧，危害甚大，臣请皇上三思。”

        朱翊钧稍稍沉默，问道：“那么，这股倭寇到底从何而来，又如何逃过海防监视进入长江内河，乃至于杀到南京城外的？”

        这也是兵部的事，周咏还是要出来作答。高务实在京时，这位大司马很少有表现的机会，现在难得有此机会，却偏偏都是坏事，也是够倒霉的。

        周咏下意识清了清嗓子，施礼道：“回皇上，关于倭寇进入长江一事，驻扎在崇明县的刘家河游击唐文方已有回禀。

        据他所言，当时倭寇贼船七艘由岛南进入长江口，崇明守御千户所与关税署税警总队苏松缉私舰队崇明岸防所同时发现贼踪，崇明守御千户所立刻派船通知本卫(镇海卫，驻苏州府太仓州)，而关税署税警总队苏松缉私舰队则立刻派出当时在港的一艘战船(即那艘武装运输舰)尾随追击。

        倭寇船小，若是行船于海，原是慢于缉私舰队之战船的，但因为进入长江海风骤减，缉私舰队的大海船反倒比倭寇贼船慢了一些，故追击效果难免不佳。

        而镇海卫获知消息之后只能就近从福山巡检司派出两艘小型战船汇合缉私舰队战船一并追击，因此三艘官军战船只能尾随，距离倭寇贼船越来越远。

        好在天不佑贼，不久之后之后刮起大风，缉私舰队的大海船速度提高，最后才出现了倭寇袭击秦淮河上漕军不过半个时辰便被追上的官军三艘战船攻击，不得不放弃继续抢掠、烧船等恶行，夺路出逃之情形……”

        朱翊钧伸手制止他继续往下说，而是问道：“朕问两件事：其一，崇明县在长江口之中心，大司马说那些倭船由岛南驶入，是否意味着他们来自苏松或者浙江方向？

        其二，倭寇行事历来以财帛为目的，朕闻如今上海港繁荣兴盛不亚于南京，倭寇何以舍近求远，不去上海港却去南京？须知南京不仅城防坚固，且当时漕军聚集，足有二三万之多，倭寇人数不及漕军十一，何以如此狗胆包天？”

        周咏答道：“臣曾听大司徒介绍，得知倭寇来我大明需趁风势、洋流，故从倭国前来，多半会漂流至浙江一线，此次出现在崇明岛南倒是不足为奇。

        我大明海防之坚本不必细说，但江浙沿海已多年不曾再遭遇倭寇侵袭，平时巡海又有固定时间，倭寇但凡有一二内线，必能躲过我巡海舰队。但此中的确有一个疑点，即江浙沿海除了我水师巡海之外，本有无数商船幅轴往来，此次竟无一船发现贼踪并上报，着实有些异常。

        至于倭寇为何不曾袭扰上海港而去南京……为何去南京现在并不清楚，但倭寇袭扰上海港却是有道理的。皇上，上海港乃是京华私港，港口岸防力量颇强，有海防一号炮十二尊，二号炮三十余尊。港口内也常年驻泊大量海船，其中京华的载炮武装运输舰就有许多，倭寇船小人少，去袭扰上海成功的几率极低，不仅无利可图，甚至遭到强力打击。

        至于南京，此番漕军汇聚，漕船数百，船上载货无数，利益巨大，足以羡煞倭寇，令其垂涎欲滴。而漕军不善作战，数十年前曾多次被倭寇以极小代价掠走大量货物，因此倭寇不怕漕军。

        臣以为，眼下的问题不在于倭寇为何敢去南京，而在于倭寇何以知晓南京彼时有大量漕军船只停靠——据臣所知，江南漕船此次汇聚南京，乃是出自漕运总督舒应龙的命令。”

        朱翊钧目光一凝：“大司马是在怀疑舒应龙？”他此言一出，申时行与王锡爵都忍不住皱眉，心里盘算怎么应对这样的质疑。

        但不料周咏这次的表现非常“公正”，没有承认这一说法，反而道：“皇上误会了，臣的意思是舒应龙身边或是漕军内部有人告密。”

        其实并非周咏不怀疑舒应龙，而是他自认说话没有高务实管用，而且也不是言官，不能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随意“风闻议事”，因此话不能说死。

        对他而言，舒应龙有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查，只要说他身边可能有倭寇细作，那就能回头去查，这时候顺便查一查舒应龙本人也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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