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五章 直璜办案

以杨锐在船政的所见，受雇于船政的洋人，无一不尽心尽力的为大乾服务，船政所制各种轮船、枪炮、机械无不精益求精，而四川机器局完全排斥洋人，这样的搞法，很容易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在洋人的“长技”没有学到家之前，洋人的帮助其实是必不可少的。

        而当年给事中吴镇对四川机器局的参劾，“四川布政使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并非全是虚言。

        在回到了客栈之后，二人忙不迭的洗去一身泥水，换掉衣服后，刘光第感到身体困乏，杨锐也很疲倦，二人闲话了几句之后，便各自休息了。

        第二日，刘光第和杨锐便结伴而行，前往成都锦江书院。

        书院是出现于晚瑭五代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梥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并发展成中土古代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科举制度自产生以来，地位不断上升，不仅被统治者视为“择才大典”，而且也成为读书人仕进的最主要阶梯。

        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瑭末五代士人为获得参加进士科所需要的诗赋文学知识，纷纷隐居山林读书，逐渐衍生出书院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可以说书院因科举而生。在官方无力兴学的背景下，北梥书院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庆苈四年之后，书院被排斥在科举教育体系之外，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变得相对疏远了。

        梥室南渡之后，书院成为新儒学的传播基地，新儒家们不仅通过培养人才为科举服务，而且也为科举选拔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提供了理论基础。南梥理宗即位之后，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教学、科举考试内容基本重合，直接为科举服务，书院的主要职能再次回归到为科举服务之上来。

        邧代程朱之学通过书院的传播而进一步普及，为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书院的创建、修复、讲学和支持者不仅是恢复科举取士制度的有力倡导者，而且也是科举制度的有力维护者。邧代中后期，程端礼的《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为书院开展科举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进一步明确了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合理性。

        眀初，眀太祖通过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文教政策，将不属于国家教育体系的书院排斥在科举教育之外，书院沉寂了将近100年的时间。眀代中后期，随着官学教学功能的日渐丧失，书院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尽管心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官学哲学的程朱之学有相当大的差异，但王狩仁、湛若水等心学大师依然坚持讲学与科举的统一，并鼓励生徒应举，使眀代中期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后期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

        到了乾代，无论是官办书院，还是民办书院。都直接教授科举之学，讲授程朱之学的书院也转而为科举服务，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主要职能，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授科举之学的制度。全佳时期鼎盛的汉学书院虽然不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反对教授科举知识，但学习全佳汉学有利于生徒应举却是不争的事实，汉学书院成为当地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机构。

        书院与科举几乎是共生的，形成了中土古代教育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在书院与科举关系中，二者的相互影响并不是等量的，一般是书院被动地接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由于书院对于其所在地的科举风气能起推动作用，所以各历史时期的书院数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指标——进士数、举人数都是息息相关的。

        锦江书院自宁熙四十三年，由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刘德芳秉承四川巡抚“欲兴文教以植人才”，“继石室之流风于无穷”之意，在文翁石室故地修建以来，它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学府，是有乾一代四川人才培养最有成就的书院之一，也是四川省城名流荟萃、大家辈出的地方。书院山长中既有潜心作育人才、不慕荣势的易简、彭端淑、李惺、江锡嘏等士林圭臬，也有工于诗古文辞的郑方城、储掌文、伍肇龄等老儒宿学，还有文武兼备、政声卓著的高辰、杨芳灿、牛树梅等大乾朝廷的能官良吏。在这些著名山长的滋育教导之下，锦江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行俱佳的蜀中名士，并因此吸引了大量人才前来求学。

        锦江书院规模不大，占地面积仅二亩多，为古式建筑，梁架结构，用坚固艳丽的鸡眼石作梁柱。布局巧妙，前座是头门厅，中座是大礼堂，后座是魁星阁，两旁各有一条通道直通后座的走廊。走廊侧各有八间房间，是先生及书生宿舍。前座正门横额镶嵌着一块鸡眼石板，上刻“锦江书院”四个阴文正楷字。其右旁竖刻“韶光十年八堡众建”，在旁落款为“姚江诸豫宗题”。门顶上两侧和檐板外的雕刻，精致奇巧，堂皇华丽，引人注目。

        书院前座和中座之间有一个小园，曲径贯其中。两边花果成丛，清风徐来，芳香扑鼻。其中左边植有一株山桂，右边植有两株紫薇。两边还各有一个六角形的小水池，两个水池外的十二个小平面上各书写一句名言。

        文庙是书院中等级最高的建筑物，歇山重檐、翼角高翅，回廊环绕，但与一般文庙大成殿有所不同，而是青瓦粉墙，使这座恢弘、庄严的殿堂，又显出几分清幽和肃穆。文庙里自然少不了孔夫子的存在，所谓天不生圣人，万古如长夜，如今这位夫子笑容可掬的立于大殿之上，似乎对刘光第和杨锐的到来非常的欣喜。

        夫子是有教无类的，不管面对的是贩夫走卒还是江洋大盗，都是这副面容，也不知道能感化多少人幡然悔悟，但此时杨锐的心里，却只有对古人雕塑技艺的赞叹。

        锦江书院其实并不大，那些有钱人最喜欢给书院建造门楣，牌坊，塑像，但是对于那些最重要的学舍和教室似乎并没有兴趣，刘光第探头瞅了一眼教室里的木地板，上面的漆都已经给学生的屁股生生的磨掉了，看样子来这里坐不住的人不只一个。

        刘光第和杨锐先去拜见了书院山长，说明游学来意，山长听说后很是高兴，给他们妥善做了安排，自此刘光第和杨锐便在书院安顿下来，静心求学。

        不知不觉，刘光第和杨锐在此求学一个多月过去了，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刘光弟对尊经、锦江两书院的学术风气，摘句而寻章，按格而就局，认为太过陈旧。此言既出，难免招来攻击。一位老掌学官闻听后，也认为这是无知狂生所言，因此便微服来访查。到书院时，正值学生们之乎也者地正诵得起劲。老先生跨进课堂，皮笑肉不笑地吟了一句：“辟破石榴，红（黉）门中几多酸籽（子）”，要众生员答对。刘光第一听，明白来人之意**，虽分明受了讥讽，亦不露声色，欣然应对：“启开银杏，白衣里一个大仁（人）。”老先生阅完对子，自认数刘光第所对最佳。于是专向刘光第发问：“空山淡明月”，刘光第答：“高天发云霞”。老先生手指桌上落有花瓣的墨砚：“杨花堆砚满”。刘光第掉头见窗外芭蕉遮日，答：“蕉叶补窗虚”。老先生似乎决心要考倒刘光弟的样子，对子越出越快：“中流凭抵柱”，答曰：“大雅是吾师”，问：“战略喜谈司马法”，答：“躬耕时学卧龙吟”。问：“修竹曲躬多揖客”，答：“老梅换骨自癯仙”。问：“虚心只合临水照”。答“高节讵肯随风扬”。出题者快，答对者更快。到此老先生已无话可说，不得不承认刘光第确是具有真才实学，且为品性高洁之士。自这一天起，刘光第名声大噪，再无人指摘他狂妄了。

        杨锐和刘光第在锦江书院求学期间，和外界的音讯并位断绝，由于报纸的兴起和朝廷对洋务的重视，书院里的学生们也都很关心时政，不时就本省政事发表评论，而这些天杨锐和刘光第听说最多的，便是护理川省总督的丁直璜的事了。

        听学生们说，这位丁大人竟然重新查起了黄树兰一家遭遇山崩的无头案，据说还真查出了一些隐情。

        丁直璜先是调阅了当年的案情卷宗，他发现山崩中遇难的只有黄树兰一家人，包括黄家的仆役侍婢，无一人幸免，而负责押解黄树兰一家前往戍地的两名差役却幸运的躲过一劫，丁直璜坚信山崩是人为造成，两名差役之所以幸免，定是和凶手有所勾结，提前躲避，是以对两名差役严刑拷打，讯问主使之人，而两名差役果然招出是受人指使，但究竟是受何人指使却说不出来，丁直璜大怒，给两名差役上了大刑，结果两名差役竟然熬刑不过，先后死了。

        听到丁直璜竟然如此查案，刘光第禁不住大摇其头，在心里暗自叹息。

        一位的用刑逼供，是能查出真相来的吗？

        在大乾朝，有多少冤案，是因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搞出来的？

        两名差役招不出受何人指使，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就是想要胡乱攀诬，也没有对象！

        在刘光第看来，黄树兰一家的死，很可能真的就是一场意外的山崩造成的。

        由于两名当事差役身亡，线索中断，丁直璜不得不另寻蹊径，这一次他将目光放在了火药来源上——他坚持认为，山崩是凶手人为造成的，使用的是火药，而造成这样一场巨大的山崩，火药用量肯定非常大，凶手是不可能随身携带的，定然是在当地购买，当时火药厂还未成立，要想购买火药，只能通过外国人的洋行，于是他便又雷厉风行的查了起来，但查来查去，案发现场附近的州县却并无贩卖火药的洋行（当时成都和重庆这样的大城市里都没有，别说一般的市镇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

        案子查到这里，丁直璜仍不甘心，他亲自带人前往案发地点勘查，想要搜寻新的线索，而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多年，案发地点历经雨水冲刷，早不见当年的痕迹了，手下的人给丁直璜一番折腾，搞得筋疲力尽，也仍是什么有用的线索也没有找到。

        丁直璜还是不死心，又派人在四周村落打探，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还真让他打探到了线索，就是在案发现场不远处的河里，发现过五具尸体，似乎是山贼或江洋大盗，有人在附近的河里还捞出过刀剑等兵器，尸体后来被乡民胡乱掩埋了，而捞出的刀剑兵器则为乡民用为劈柴之具，现仍留存。

        丁直璜得到消息后立刻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认为这五人应该就是制造山崩杀害黄树兰一家的凶手，他们在行凶之后，是被主使之人杀掉灭口，弃尸河中，结果被乡民发现，当务之急是确定这些人的身份，丁直璜又是一番查找，不仅找到了五具尸体的埋藏地点，起出了尸体，还从乡民手中找到了那些疑似是“凶手”所用的兵器——几把断刀残剑，丁直璜在仔细查看了尸体和这些兵器之后，认定“凶手”是当地的“袍哥会”成员！

        而在得知丁直璜仅凭着几具无名尸和几件破损不堪的刀剑便认定凶手是“袍哥会”成员，刘光第禁不住惊愕莫名。

        在巴蜀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袍哥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社会组织，袍哥是四川方言，就是著名的民间帮会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也称哥老，也称汉留或汉流，但最普遍的称呼却是袍哥。

        哥老会是乾朝中期在四川出现的秘密社会组织，是四川本地的游民团伙“啯噜子”与从沿海传入的天地会结合之后的产物。啯噜子是以乾朝初年入川移民中的未能安家垦地的游民为主要成分形成的武装团伙，至迟到全隆初年即已有较大影响。

        全隆八年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高宗实录》卷二〇三）。第二年，御史柴潮生又上奏：“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军机处录副?御史柴潮生全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奏》）。

        这种武装游民集团被人们呼为“啯噜子”，是以其飘忽不定、往来迅速的特征来称呼的。他们携带武器在社会上“结党成群，流荡滋事”，内部有一定的纪律，有主事的首领，但全省并无统一的组织，各伙分别活动，无论水陆通衢还是深山老林，都有他们的踪迹，也有的扩展到湖北、贵州、陕西等地活动。

        这些人强悍好斗，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但也参与船帮、盐枭、保镖等活动。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反抗大乾朝廷的意识，例如他们有不少人“蓄留长发，作为记号”，就是明显的反朝廷举动。又如川北的啯噜子崇敬死于乾军手下的著名流寇领袖、杀人如麻的“大希国”皇帝张先仲，在梓潼大庙山文昌宫中保护张的塑像，“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安洪德《除毁贼像碑记》，碑存大庙山文昌宫）。这是更明显的反朝廷的举动。也正由于上述原因，啯噜子一直被乾朝官方称之为“叛”、“乱”、“匪”、“邪”。佳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事时，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还成为主力和首领。

        随着白莲教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镇压，但仍然在各地活动，还有不少人渗入到乾军与衙役之中。为了加强他们内部的组织联系，提高其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他们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徒融为一家，在韶光年间发展成为帮会组织“哥老会”（当然，也受了一些白莲教、青莲教的影响，但主要是天地会）。所以称为“哥老”，一则是“啯噜”的音转异写，二则因为这个词有兄弟之义。

        当啯噜子发展成为哥老之后，与原来相较有了若干变化，如模仿天地会制订了较为完善的组织与活动的成文章程，即所谓的《海底》；其成员扩大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行业，不再以游民为主；有了各自的“公口”，亦称“码头”，也就是活动范围与会务机构；内部形成了组织系统与等级制度；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费来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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