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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学校迁址


  三十五学校迁址

  开学了,我们的学校迁到了马鞍湾,看名称就知道那是一个形如马鞍的地方,而我们的学校正处在马鞍的中间,也就是凹陷的地方,正好公路也穿过那里,以前是一个粮站,由于地处两山峡谷,一年四季风都特别大,气候偏冷,尤其冬天更是北风凛冽,所以粮站搬迁后就废弃了,尽管院很大,窑洞很多,但是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由于潼村太远,学校决定搬到马鞍湾,虽然冷点,但是多数孩子离家较近了,的确,尤其是离我家很近了,马鞍湾其实就是坐落在樊学这块小盆地的一个角落。

  第一天,我们到校后就开始清理院中的枯草,一个上午,我们就清理好院子,一个干净的校园焕然一新,院前还有农民的一长条菜地,只用一垛矮墙与校园隔开,老师让我们继续保留原样。学校的两旁都是农户,而校园也是他们的必进之道,两边住户鸡鸣狗吠相闻,一派生活气息,而我们的加入,更增添了这种热闹的气氛。

  上课的时候,有孩子会趴在低矮的窗台上看我们上课,趴的次数多了,也熟络了,下课的时候,这些还穿着开档裤的孩子也会加入我们游戏的队伍,比如丢手绢游戏的时候,他们也会和我们围坐在一圈,可能由于有人耍赖,我们还会大打出手,但是没人会欺负这些小孩子,大家往往都让着他们。不仅孩子来校园,家畜家禽也会光顾,有时候一头母猪会带着一群猪仔横穿校园,尤其是上课的时候,它会唤着小猪,一路沿着菜地拱着过去,对此,我往往走神,我的耳朵会一直追随着它的声音,直到听不见为止,我甚至还猜想,它们这是去哪里呢。而家禽就不显得那么匆忙了,有时候,教室静悄悄的,忽然从开着的门外传来一声高亢的鸡鸣,几乎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随之,就是一片说话声或者笑声,老师不得不把它们赶走,但不一会儿,它们又来了,这次是菜地边,由于我坐在窗前,我能清晰地观察它们,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大红公鸡,带着两只芦花母鸡,公鸡先跳上了菜地的矮墙,阳光很好,让它那红色的羽毛闪耀着一种梦幻的色彩,硕大的鸡冠宣示了它是一只正值盛年的公鸡,它在矮墙上走来走去,风很大,几次都站不稳,它微张翅膀调整平衡,后来,摆好姿势,挺起了胸脯,我知道它要打鸣了,我也在耐心等待着它的歌声,它伸长了脖子,开始了,忽然,它向后倒进了菜地,是风助了它一把,而它的打鸣声也只有一半便戛然而止,仿佛忽然被谁掐住了脖子,另一半的声音被生生堵住了一般,两只母鸡正在下面,或许同我一样在等待着那一声鸡鸣,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式搞蒙了,互相伸长了脖子打量着对方,好像在询问彼此:人呢?我也愣住了,直到公鸡再次在矮墙上探出脑袋,我才忽然明白过来,便放声大笑起来,那种肆无忌惮,这让很多同学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是神经病,我忘记了这是在上课,因为我已神游很久了。

  老师和同学都愣住了,继而有同学也跟着笑起来,我知道,他们是在笑我,正在上课的刘老师厉声对我喝道:

  “王平子,站起来,有什么好笑的?”

  此刻,我才回过神来,我知道自己的错误,选择默不作声,但是老师继续责骂。

  “你妈给你吃啥了,来到学校就山鸡滚蛋。”山鸡滚蛋是家乡对人肆无忌惮地大笑时的调侃,传说山鸡在看到自己的蛋滚了,之后便会发出一串呱嗒声,像人类的大笑,老师除了责骂还夹杂着嘲讽,我终于如实说出了缘由。

  “我是看到菜地墙上的公鸡,打鸣的时候被风吹到了墙下,”我说,“所以我笑了。”

  但是当我说出这一场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同学觉得好笑,老师看看外面,的确公鸡又站在了墙上。

  “这有什么好笑的,谁家公鸡不打鸣,公鸡不打鸣难道让母鸡打鸣,就把你给逗笑了。”刘老师继续数落我,教室里一片笑声,我说出的可笑场景还没有老师的一句不成礼的责备管用,这正如一部喜剧,只有观众亲眼目睹了演员的演出才会开怀大笑一样,我想他们如果真看了刚才的场景,一定也会和我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领到了我应得的那份惩罚,同另外几个因别的错误被罚的同学一起打扫校园一周。

  此后不久,我又经历了一件特别的事,也是让当时的我忍俊不禁,但是这次,我硬是忍住了,憋得我腮帮子发酸。

  那是三月的一天,阳光明媚,穿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课桌上,在教室的地上也画出了一些平行四边形的阴影。我正在专心的写课堂作业,忽然,窗外传来了谈话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窗跟下竟坐了两个老农,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我并没有觉察到,因为校园本来就是马鞍湾的必经之路,而且,一旁又靠着公路,农户们来来往往都习以为常,只是今天他们都坐到了窗跟下,还是第一次,或许是阳光太好,把他们都吸引过来了,他们就在这里坐下歇息,聊聊天,这本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在我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后,我才觉得是那么的有意思。

  “今天天气不错,集市上人真多。”其中一个说,我才知道今天是樊学的集市。

  “这地得好好翻,种米谷的话起码得翻三遍。”另外一个说。

  “我鸡叫三更就走,三十里的路,太阳一冒花就到了樊学。”先前的那位说,“人老了,我年轻的时候要比这快的多,”

  “今年我打算多种些米谷,我看米谷收成准好。”另一位说。

  “就是背上二三十斤也比现在快,以前我那小子病了,我黑夜里背了二三十里地找先生,一路没歇。”先前的那位继续说,“八岁的孩子,也够沉的,现在背不了那么远了。”

  “米谷丰收,我看荞麦也准成,打算再翻十亩种荞麦。”另一位继续说。

  这时我发现他们的谈话很特别,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各说各的,他们并不是语言不通,都是本地人,而且看样子他们还是老相识,我想起了爷爷和花匠爷的那次谈话,忽然明白了,他们都是耳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的那种,他们几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谈话,只是在按着自己的思路,各说各的,竟然还聊得很好,我觉得很好笑,就探头打量他们,两位都是五十多岁的年纪,其中一个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皮肤黝黑粗糙,脸上布满了皱纹,浑浊的眼睛和关节突出的手指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另外一个,由于紧贴着窗跟,又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面孔,只能看到他那顶褪了色的、有些发白的蓝色的有檐帽,两只黑红色的耳朵,是经历过北方凛冽的寒风和炽热骄阳磨砺过后才会呈现的颜色,也透露出一种坚韧,只是在老农暮年时,却失去了功能,像两面旗帜,昭示了老人沧桑的经历。

  他们的谈话越来越让我发笑,其实对于谈话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对于彼此的答非所问,就让人忍俊不禁了,我甚至听完了一个说话,马上就想听另外一个怎么去答复,而每一次都能提升我一个笑点,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听到,因为我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但是来望肯定是听到了,因为我不时地听到他压抑的笑声,有时在其中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后,来望会和我相视而笑,但是来望没有像我一样专注老农的谈话,因为从他不时地附和老师的讲课内容就知道了,而我是老师说什么,都是不知道的,我只关心窗外两位老农的谈话。我是一个干什么都是十分专注的,包括偷听谈话,我真佩服自己,真是个人才,幸亏自己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我想如果有坏人教唆,我肯定是顶坏的一个,因为我能完全、准确、细致地去掌握这些东西。

  两位老农的谈话,像三月的阳光一样,不急不缓的,但是任何一句答问都能承包我们的笑点,比如其中一位说:

  “我呀,今年五十有八了。”

  另外一个则对答:

  “我大舅,今年也八十八了。”末了,还补充到,“身体还好的很呐。”

  在我依然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的谈话时,忽然那位带帽子的老农站了起来,趴在敞开的窗户上对我说:

  “娃娃,给一张纸,我们抽根烟。”

  老师和同学忽然都停下来看他,他看着老师,笑笑说:

  “抽根烟。”

  刘老师并没有说什么,陕北老农走到那里都要抽烟,这也是一种被默认的习惯,一般都是带着烟斗和烟袋,烟叶则是自己种的那种旱烟,如果碰巧没带烟斗,则用纸卷起来,像卷烟一样,他们几乎都有这种卷烟的本领,卷起来的烟,非常的紧致,绝不会散了。我从本子上撕下一页递给他,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庞,国字形的脸颊很瘦削,眉毛又浓又长,眉尾几乎耷拉到眼角,他的笑容憨厚慈祥。

  随后,我就闻到了一股旱烟味,而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还在继续。

  三月的阳光像一个吝啬而又娇媚的小姑娘,渐渐地从我的窗户上一点点地收起、撤走,老农也跟着阳光起身了,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一个背着手,一个有些佝偻,但走得从容不迫,他们的谈话还在边走边继续,渐渐的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而我的思绪并没有被拉回,仿佛在追随着他们,耳边还在想起他们那答非所问的谈话。

  回家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给爷爷的时候,爷爷竟笑着对我说:

  “往后,我和你奶就像那两个老头一样,都聋了,然后,我俩就说不了悄悄话了。”

  “老骚情!”奶奶假装恼怒的说。

  “那你们现在也没说悄悄话,”我接口道,“反正我没见。”我认真地补充道。

  “悄悄话嘛,等聋了以后再说。”爷爷又笑着说。

  “聋了还说个屁,”我说,“那能叫悄悄话嘛,得吼着说。”

  “黄毛呀,爷逗你呢,爷聋不了,耳朵好着呐,爷是腿不好,”爷爷抽着旱烟说,“这人呐,那不好都不行,聋了,听不到,不行,腿疼,走不了也不行。”

  听了爷爷的感慨,我并没有太深的感触,因为我正处在活蹦乱跳的年纪,我还不能体会到老年人的无奈,和经历岁月后的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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