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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克隆与成仙


我不太想睁开眼睛。

        周围的空间微微摇晃着,有轻微的音乐声。

        这一觉似乎睡得很漫长,但并不舒服,我的脖子有些僵硬。我慢慢把肩膀调整了一个角度,让脖子轻松一点,然后把眼睛支开一点缝隙。

        车窗外,天已经黑了,我一时之间有点糊涂,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还是刚刚开始?法兰克福怎么会离科隆那么远?

        我又闭了一会儿眼睛,才扶着座位,一点点坐直身体。

        旁边有个男声在说些什么,那是jorg的声音,我听不懂他的话。右手还虚虚地握着拳,我捏了捏,临睡着之前拿掉的耳机果然还在手里。我把它们塞进耳朵,在“叮”的一声之后,人工语音用标准的普通话翻译道:“德语,墨墨,你已经睡醒了吗?”

        我转过头,在黑暗中对jorg说:“是的,我醒了,我可能睡得太久了。”

        耳机里的声音和jorg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来:“那就好,关闭夜间模式。”

        车窗上的夜色一点点消失,直至变为完全透明,四周变得亮起来。我眯着眼睛向窗外看去,青色的公路、平整的绿草坡和浓茂的森林、白房子和红房顶,一切都像是jan留下的那副画,它们正如彩带一般流动,被车速甩向后面。

        广播里的音乐声也随着光亮同时变大变清晰。迷幻的电吉他,pinkfloyd,这么多年了,德国的广播还是在放经典老歌。

        “原来天还没有黑,还好时差没有调乱。”我小声说,意识逐渐清晰起来。

        jorg的耳机翻译系统灵敏地捕捉到了我的声音。“现在刚过下午三点,你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jorg转头对着我笑着回答,阳光底下,他的眼睛绿得像是一池湖水。

        我看着那对眼睛,有些恍惚。他和他哥哥实在长得太像,绿色的眼睛,眉心光滑而宽阔,嘴唇都是饱满的粉红色。只不过jan总是会咧开那饱满的嘴唇,笑得牙齿都露在外面,眼睛里面全是喜气。jorg的笑很内敛,眼神里总像是在探究,他更冷静。

        但是他们的声音同样温和,尽管jorg说的是德语,但他们的声线是一致的。

        我把目光收回来,看向窗外的公路:“其实你不用特意送我到科隆,把车子系统改成中文,我可以自己去,自动驾驶应该不会迷路。”

        “不,我得送你,从哪个角度来说都需要。这不用商量。”他和他哥哥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真像,“没关系,我可以自己看书,你如果不太想聊天,也可以不用和我说话。”他扬扬手里的书。

        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拿起身边的杯子啜了一下,没话找话地说:“其实,很感谢你妈妈,愿意为克隆付大部分钱。”

        “哦,应该的,你不必有心理负担。新冠疫情开始之后欧洲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减少了很多,她的养老金每年都在涨。现在已经第十年了,她生活很宽裕,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你的太太……会介意这笔支出吗?”我疑虑地问,我一直搞不懂欧洲人的家庭关系。

        “这和她、和我都一点关系没有。而且,墨墨,她很钦佩你。”jorg看了我一眼。

        我低头不再说话,钦佩?

        我从包里抽出微软眼镜,大致看了一眼地图,车子已经进入科隆的近郊,生物技术中心离得不远了。

        jorg放下手里的书,关闭了自动驾驶系统,把方向盘拉出来,右手搭了上去。

        我用余光扫过,总感觉那是jan在开车,仿佛他下一秒就会对我说:“宝贝,以后我们家再也不让你开车,危险。”

        车子沿着河边的道路前行了一会儿,通过了一座桥,路上又变得冷清起来,jorg在一个蓝色指示牌下面转弯,说:“就在附近了。”

        “这里像是一个普通疗养院。”我看向远处的树林,起伏的草坪,造型普普通通的几层高的房子。

        “不然呢,你以为会是什么样子?”

        “带尖刺的铁门、青白色高墙、重重岗卫、玻璃科研楼。”我敬畏地说。

        jorg大笑着开进停车场。

        从停车场走近那房子,异常高大宽阔的玻璃门显然是最近才装上去的。我没找到门口的人像识别摄像头,正在扭着头左顾右盼,门已经开了。

        走廊铺着人字拼花的木地板,墙壁刷成清新的苹果绿色,白色木柜子上摆着大瓶的新鲜芍药。我和jorg向前走着。

        “紧张吗?”他问。

        “看上去比牙医诊所好很多。”我深深吸了一下花香。

        走廊尽头,一个矮小的机器人滑行过来,屏幕上的眼睛望着我,用中文说:“下午好,莫女士,请填写您的资料单。”放着单子的小抽屉从屏幕底下弹出来。

        我把那张表拿起来,是德文的。

        “我来帮你填?”旁边一个清脆的女声说。

        我转过头,那是个很年轻的中国女孩子,肤色晒得很漂亮,穿一身极宽松的亚麻裤装。她伸出右手,“我是berber,分子医学中心的留学生,这里安排我做你的翻译。”

        我握了握她的手,“我是莫墨。”

        “我知道,他们给了我名字。你一进来我就觉得是,果然机器人先和你打了招呼。”她的姿态很洒脱。

        我介绍了jorg,我们跟着她到等待区坐下,她陪着我一起填那张表格。

        “你是北京人?我也是来自西城的。”她的笔飞快地写,一对硕大的银耳环在头发里闪烁地晃着。

        “哦,你一直在这里做翻译?会见到很多中国人吗?”我看着她漂亮的德文字体,随口问。

        “有一段时间了,会见到很多。”她笑一笑,并不继续说下去。

        很好,她不议论他人。

        填好表,她招招手,刚刚的机器人又滑过来,打开抽屉,把表格收走。

        “这里……没有想象得那么先进。”我犹犹豫豫说。

        “克隆本来就是旧技术,只不过因为人类克隆刚刚商业化,才又成为新话题。”berber赞同地说,“我想这里应该更接近服务机构,不过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是啊,旧技术。我想起北京刚刚开始克隆宠物的服务时,曾经被媒体大肆报道,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一般都会找留学生作为翻译吗?”

        “是,我认识的很多医学生都来过,各个国家的。其实心理评估时用到的术语不多,翻译很简单。只不过翻译机太冰冷,人有人的好处,很多客户心理比较脆弱,说话会逻辑混乱,我们多少可以给一些心理支持。”

        我点点头,我有点紧张,不想让空气静下来,于是我继续问下去,“对你们的专业有帮助吗?”

        “没什么帮助,但学校会鼓励我们来实习,因为……学医总要懂得一些生与死的概念,这里可以看到的层面很多。”berber的声音仍然专业,但可以听到一些同情。

        “而且,来自中国的委托人很多。”我苦笑。

        “毕竟目前只有德国有人类克隆机构,大家的选择不多。”她耸耸肩,又解嘲般说道:“中国人不相信灵魂,只相信科技,是非常好的客户。”

        灵魂……我想起很久之前,jan曾经用手臂环住我,那双绿色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轻轻说:“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灵魂伴侣,你是我的灵魂伴侣。”而我在他怀里笑着答:“呃,灵魂,要不要这么肉麻?”

        “那么,中国人死后会去哪儿,如果没有灵魂?”一直坐在旁边,架着胳膊的jorg忽然发问,原来他一直开着耳机认真听我们的对话。

        我和berber面面相觑,竟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给他。

        “成仙。”我勉强答了一句。

        “animmortal?”jorg用英语问,满脸难以置信。

        berber噗嗤笑出来。

        电梯的灯亮了,出来一位护士,示意让我们跟着她上楼。我们到了三层,走廊一边布满了大玻璃窗,可以看得到远方的山脉。

        护士带我们沿着走廊走了一会儿,才来到一间会客厅,打开门。

        我认出了里面坐着的施耐德先生,我在网站上见过他的照片,青白色的长方脸,修得很整齐的络腮胡子。网站上他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看起来像艺术家,现在换成了谷歌的眼镜,气质反而变得泯然众生起来。

        “莫,谢谢你这几个月和我通的邮件,终于见面了。”他和每个人握了手,请我们坐在沙发上。

        沙发很柔软,我如同坐在云端,神经质地捏着左手的手指,“我期待很久了。”

        “请节哀。”

        “谢谢你这样说。”我条件反射般地用德语答了一句。这句话我最近听得太多了,有时候觉得很古怪,好像时间又回到了十年前,可是十年前和我说这话的人并不多。

        “我要先解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并不完全称为心理评估。”他一边示意我们桌上的水杯,一边说着,“我更愿意将它称为‘协助判断’,大多数申请者对克隆服务抱有很高的期待,有时候这些期待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希望帮助申请者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它。”

        berber在旁边小声的翻译着,我努力地捕捉这些句子后面的含义。也许是时差的缘故,我觉得脑子有点麻木,我开始不停地点头,好像在催眠自己,让自己相信我已经听懂了每一句。

        施耐德先生也对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人类克隆目前规模不大,从法律层面来讲,克隆人的人权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打个比方,和试管婴儿类似,他们虽然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了基因的臻选和提取,但都是通过母体子宫孕育诞生,其身份不会社会群体中受到特殊的对待。

        “但法律也规定,目前所有机构只能克隆已确认过世、并提供死亡证明的人士。同时,为了防止人体药物实验等极端的情况发生,任何机构不得对克隆人的原基因有任何的重组或干预,除非此基因直接导致了其克隆原体的死亡、或无法控制的疼痛。”

        我的身体抖了一下,berber很敏感,迅速地转头看了我一眼,“你可以握着我的手。”

        我感激地握住她的手,她健康的小麦色手指合拢起来,更显得我的手惨白。我抬起头看着施耐德先生,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你可能也会在新闻中有所耳闻,人类克隆技术可以说是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观的抗争,也是公共利益和个人情感之间的抗争。如果没有十年前的新冠疫情作为导火索,数以亿计的家庭失去至亲,恐怕法这项技术仍旧不会被批准应用。

        “所以,简单来说,目前接受此项服务需要几个先决条件。首先,提出申请时,必须得到克隆原体的两代以内直系亲属的签字许可;其次,必须要为克隆婴儿的养育者——我们称之为养父母进行完备的社会评估和心理评估,这和普通收养程序有所不同,会更加严格一些。”

        “为什么是对于养父母进行评估,而不是直系亲属?”jorg问。

        “克隆婴儿与试管婴儿有所不同,试管婴儿的养育者大部分都是其真正的生物学父母,但是克隆婴儿的情况千差万别。比较极端的案例是,苏黎世有一位妇女曾申请克隆自己的母亲,在当时引起过业内争议。”

        “更多的情况是,如果申请由年迈的父母提出,会需要评估他们的经济和健康状况,是否适合抚养未成年人。还有痛失爱人的申请者,他们会在缺少伴侣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抚养未成年人。总之,任何孩子都应该在健康和完备的环境下成长,这是基本原则。”

        短短几句话,让我听得如同惊涛骇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试图挽救这不幸的方式也林林总总。

        这沙发上到底坐过多少心碎过的人?我禁不住猜想。

        “而且,我们一直希望提醒的一点是,”施耐德先生转过头,透过他的谷歌眼镜,把灰蓝色眼珠盯在我脸上,“养父母必须很清楚地知道,尽管基因相同,克隆人并不是克隆原体本身,而是另外一个人。他是全新的个体,你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回忆。”

        我的心脏重重地敲了一下,身体仿佛被钉在沙发上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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