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核电站与养老院
“你听说过切尔诺贝利吗？”他问。
“是的，我看过了去年的那部大热美剧，是前苏联的核电站。”我回答。
虽然是美剧，但《切尔诺贝利》拍摄的是前苏联时期的故事。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当时为乌克兰全境提供十分之一的电力，因某次惰性试验发生爆炸，成为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的核电站噩梦。
去年我曾经带着编辑部盘点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热点选题，我还记得很清楚。
“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发生在1986年4月，我出生在一个月之后。很多法兰克福的儿童在当年被检查出了甲状腺癌，我和我妈妈也被查出了癌症。后来，我们两个都切除了甲状腺。”
他抬起头，把毛衣领子向下拉了拉，指向自己的喉咙。
如果他不说，我并没有留意他的喉咙有一条白线，那应该是手术留下的疤痕。
我从没想过自己看过的一部美剧，操作过的一个选题会这样出现在真实的生活里，觉得惊心动魄。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甲状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器官？
“我只见过患甲亢的人，甲状腺被切除会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吗？”我轻轻问，尽量表现得不动声色。
他凉凉地微笑一下：“并没有什么影响，甲状腺负责分泌甲状腺素，我可以靠服用甲状腺素药片来补充。”
“那么，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只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弟弟很幸运，他比我小四岁，后来也做了检查，四年后残留的核辐射并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影响。可是，我要说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继续讲述着。
摘除甲状腺的手术并没有给幼时的他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当他十二岁时，被诊断除了另外一种癌症。
那是一种与肾脏分泌相关的癌症，出自于家族的遗传。他的父母似乎对于孩子罹患这种癌症已经早有预感，他们迅速地安排他住院治疗。虽然已经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场手术还是做得惊险无比。12岁的他是医院里最年幼的癌症患者，第一次目睹身边的患者们一个个离开病房，体验了人生不同的味道。
他恢复得很快，也许是因为年轻，也许是因为他向来热爱运动，体质强健。癌症只留下了一个手术创口，便逐渐离他远去。
到了中国之后，过去的生活已经被他甩得很远了，他几乎忘记了那些在病房里度过的日子。
可是，在他刚刚度完新婚蜜月，大日子仅仅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又倒下了。
他回忆起十二岁时那些医院里满目的白墙，那些如跗骨之蛆的疼痛，那些止痛药带来的短暂的舒爽，当护士发现他已经杜冷丁成瘾时，把撤掉止痛药后，又排山倒海般侵袭过来的巨大痛苦，觉得无比惊恐。
他去医院里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检查，身旁的新婚妻子并没有用她一贯乖巧的声音说出鼓励的话，而是在不停地哀叹：“怎么回事，婚检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婚检没有查到癌症，为什么婚检没有发现真相？”
他觉得那是责怪，对于他的“谎言”与“欺瞒”的责怪，他的心开始渐渐感受到凉意……
与几家医院讨论了手术方案之后，他决定回到德国接受手术。妻子送他回了法兰克福，在房间里陪了他两个星期，就向他告别，准备回上海。
他默默窥视妻子的手机，发现她和朋友讨论着她的新计划——回上海，在某某区买一个房子，去某一家公司就职……他的心愈加的冰，共同相处了五年，他以为婚姻代表着一切已成定局，可是那女孩子的新计划里，竟已经将他剔除在外了。
他的手术很成功，但一场成功的手术并不意味着能完全撤掉死神的威胁。未来将会面对的无穷无尽的化疗、永无止境的疼痛、随时会卷土重来的死亡威胁，他开始失去斗志。
他发信息给已经回了中国的妻子，妻子偶尔回复几句，直至完全不再回复。
他继续打电话过去争取，妻子偶尔会接起，听筒里总是一副毫不耐烦、甚至恼羞成怒的语气，直至电话完全打不通。
他开始想到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在网上查阅了赴瑞士接受安乐死的各种资料。他满心悲凉，苦笑着和朋友谈起他不知所踪的妻子，聊起妻子正在筹备的全新人生，和自己已经面临尾声的人生。朋友咬牙切齿：“她这样抛弃你，然后等你死了，再拿着你的遗产来建造她的美梦吗？把你的财产捐出去，一点都不要留给她！”
他真的这样做了，心里的悲怆太剧烈，他需要一个泄愤的手段。那财产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而是他唯一能够从抛弃他的女人手里争抢的东西。
他找到法兰克福的一家养老院。
那不是一家暮气沉沉的养老院，在同一片土地上，在同一个院落里，还有一家幼儿园和养老院毗邻而居。
不知是谁刻意的主意，还是因为谁因为出于对资源合理的分配计划。总之，这两间机构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共存着。白天，那些皱纹满面、老态龙钟老人们被护工用轮椅推出来晒太阳，孩子们这时也叽叽喳喳地来到太阳底下进行他们的运动课程，一个个光滑白皙的额头、红润的脸颊，讲述着最天真无邪的话语。
于是，年轻的雏鸟们装饰了苍老的树枝，为树枝带来歌声与风动。老树也呵护着雏鸟，让它们更加沉稳宁静。
jan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类，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默默观察着，被这天伦之乐的场景中蕴藏着的奇妙意义感动得不能自已。他很快地整理好全部的财产，留下足够他到瑞士接受安乐死的钱，其他的，全数捐出。
在他计划着什么时候奔赴死亡之旅时，有中国的朋友和他联系，问他要不要回中国再试试中医，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也许在他不熟悉的领域，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他回了北京，每个月一次去成都的名医那里就诊。令他深感安慰的是，他的遗传病在西方医学体系中属于罕见的案例，甚至没有药厂愿意钻研靶向药，因为全球患者太少，无法收益成本。但在中医体系里竟被归属在常见病类型。
成都的名医查看了他的全部病历，只是简简单单说，“哦，这种，知道了。”然后开始开方子。
方子中有一味极罕见的药，必须由那名医亲自煎制，因为多一分或少一分，那味药就治不得病，反而会显出毒性来。名医每个月会按照他的具体情况随时修改方子。
他先是挣扎拖着一副病躯每个月过去诊疗，开药，回家按时服药。慢慢地，那些中药在他身体里开始神奇地起效，他的感受越来越轻松起来。一直萦绕在脑中去瑞士的念头，开始不再那么频繁地出现。
在北京，另一位道家的医生每周会帮他诊治一两次，进行骨骼的修复。那位道骨仙风的老先生告诉他，身体的疾病大部分因骨骼而来，骨骼影响其他的器官。他跟着那位老先生所言，感受着身体内部的变化。终于有一天，似乎所有的痛楚和不适都消失不见，成都和北京的大夫都对他说，他已经痊愈了。
他不放心，又回了德国，在为他实施手术的医院再次复查。医生带来令他安心的消息，癌细胞消灭殆尽，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积极。
他的确痊愈了。
他的故事似乎告一段落，停下了讲述。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位肩膀宽阔，肌肉饱满的男人，他看起来那么年轻，那么健康。但是，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在初见面时，我会在他身上感受到那么多的厌世感，以及若有若无的暮气。
这是一个从地狱门口爬回来的人。
我觉得眼睛里有一层雾气爬上来，我的睫毛抖了抖。在我成长中从没有目睹或耳闻过这样的经历，我的家庭太健康了，在我印象中，似乎没有百岁以内过世的长辈。医院从不意味着漫长的治疗，揪心的等待，那只是像一个短暂停靠的车站，只是像一个向完满旅程道别的所在。
他翻开手机给我看他从前的照片，照片里的人消瘦憔悴、面色惨白、嘴唇带着紫灰色的萎缩，他在那照片里咧开嘴笑着，仿佛是摇摇欲坠的秋叶。
我又看向此时坐在对面沙发上他，眸子闪着清亮的光，此时他的脸颊微红，饱满的唇被牙齿轻轻咬着，泛出一道粉红的光泽。
我的眼角一定是温暖地弯曲了起来，我感受到我眼角的热气。我在那热气里深深地盯着面前的人看。我不懂病痛，我不太能说出什么合宜的，宽慰的话来，我想，只用眼神说出鼓励的意思，也是好的。
他忽然喉咙里哽咽了一声，两颊愈加红起来。踌躇了一秒，他忽然从座位上起身，手按住茶几，弯下腰，嘴唇在我的唇上贴了一下，又坐了回去。
我脑子一片空，唇上停留着那个轻柔又迅速的吻，好柔软，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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