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0章 并非“顿悟”
苏庆达抢先一步打开办公室门,把齐国明迎了进去。
周胜利进屋后,齐国明主动说明了来意:“有几件事请示周市长,第一件事是你的办公室问题。”
他停顿了一下,见周胜利两眼瞅着他,在等待下文,说道:“顾大年的办公室位置很好,与政府办公室、王市长办公室在一层,装饰也够高档,只是考虑顾大年犯了错误,那间办公室不吉利。
我请示市政府秘书长李世高同志,是不是把那间办公室改造一下,把秘书一科和综合科搬过来,将那两个科的办公室打通,重新装饰,换上新家具。”
周胜利打断他的话说:“犯错误是人的问题,与办公室有什么关系?别再劳民伤财,我就用顾大年同志那间办公室,既不用装饰,也不用换家具。”
“周市长对办公条件不提要求,处处为我们做服务工作的同志考虑。”
齐国明恭维了一句,又问道:“第二件事是您什么时候能有时间,我好通知顾大年来与您交接工作。”
周胜利看了看手表,说:“上午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顾大年同志如果方便的话上午交接,我下午还要到公安局交接。”
齐国明说:“他就住在市政府家属院,我让办公室通知他一声,到他原来的办公室交接怎么样?”
周胜利说:“可以。”
他又对苏庆达说:“通知两位副书记过来。”
齐国明见周胜利这边还有事,赶忙说:“还有几个琐碎小事:您的工作用车是不是还用二号车?”
二号车是指顾大年乘坐的那辆车。
周胜利说:“车也不要变,该省的尽量省。”
“您的秘书、司机?”
周胜利刚到市里来的时候,他为了讨好顾大年,在秘书和司机问题上没少给周胜利出难题。
周胜利说:“这两件事我正要告诉你,你请示一下李世高同志,把苏庆达和吴难的手续办过来,我感觉与这两位同志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
“顾大年的秘书是正科,苏秘书按什么级别办过来?”
周胜利说:“我身边工作人员我不便说话,你与李世高商量,不要违反了规定,让别人背后说闲话。”
这时,政法委两位副书记与苏庆达一同进了屋。
周胜利对苏庆达说:“你与齐主任一同去拿政府那边办公室的钥匙,顺便与顾大年同志的秘书做好交接工作,然后在那边等我,我这边的事情安排完就过去。”
苏庆达答应着刚要走,周胜利又喊住了他:“对顾大年同志和他的秘书一定要尊重,在交接过程中要谦虚。”
苏庆达说:“我记下了。”
齐明高和苏庆达离开后,周胜利守着两位副书记对彭建得说:“政法委的工作我基本上没有进入角色,工作基本上是他们两位带着同志们干的,尤其是这半个月我基本没有着家,现在都找不准交接什么。我给当个见证人,你们三位相互交流,十分钟后我到政府那边与顾大年同志交接。”
他并不是实质性的见证交接,而是向两名副书记表示了自己对彭建得这位新任常务副书记的支持。
十分钟后,周胜利出现在常务副市长办公室。
苏庆达与顾大年两人正在捆书籍。他进去后,苏庆达说:“顾市长坚持他带走的书籍要我过过目,不该他带走的一本也不能带。”
周胜利知道顾大年在永安市多年来呼风唤雨,连薛宁都不放在眼里,养成了心高气盛的脾气,突然遭受了这么大的挫折,心里还憋着一股气,不愿意让人说他临走还赚公家的便宜。
但又觉得连捆书都要他亲自动手,给人一种人走茶凉的感觉,对苏庆达说道:“顾市长原来的秘书叫丁进财,你喊他过来与你一起拣,让顾市长在一旁长个眼就可以。”
苏庆达说:“顾市长刚才从电话上告诉他了,他说他现在没有时间。”
虽然是领导干部,周胜利心底还隐藏着一股侠义之气,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现世小人,说道:“你给他打一遍电话,他如果很忙的话,我找李世高给他请假。”
李世高是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苏庆达给丁进财打过去电话,“周市长请你过来帮着顾市长收拾文件和书籍。”
领导办公室的书籍多数是资料类和法律、法规类,书籍和文件类交接本应是秘书们之间的交接。
丁进财过来后,与苏庆达两个人把不用留下的书籍打捆,顾大年与周胜利进行交接。
到了这个层次的领导干部,没有多少具体事务的交接,主要是前任向后任介绍现在的领导班子状况,常务副市长之间前任向后任讲清本市财政的实际家底。
周胜利是在任的副市长,这些已不需要顾大年的介绍。
顾大年把周胜利带到他的秘书丁进财办公室里,对他说道:“我这次被降职起因是你办的两起案子都牵到了我,但真正对我下狠手的不是你,另有其人。你爱较真,但不歹毒。”
周胜利说:“我到永安市以来,做的任何事情没有针对过任何一人。”
顾大年似乎认同他的话,但不同意他的的观点:“做事不针对人说明你是一个好人,但未必是一个好官。我这人可能过于偏急,我觉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就是不给自己机会。”
周胜利说:“不论怎么说,你受到处分与我办的两起案件有关,我还是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顾大年说:“从省里领导给我谈话到今天,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人世看透了,你没有对不起我。
历史是一条无有尽头的长路,人不过是在这条路某一段上匆匆行走的过客,而官路又是过客在人生路上行走的某一个阶段。百年之后,英雄、大官,还不与普通百姓一样化为尘埃?”
听了这段话,周胜利还真的以为猛然的挫折让他顿悟,但他后面的话让他明白顾大年这不是看透人生的顿悟,而是官场失意的一种消沉。
他对周胜利说:“富贵家具厂名义上是我小舅子何富贵的,实际上是我投资建的。何富贵被他的骚秘书迷晕了头,连帐目都交给她管,富贵刚判刑,工厂都快被她转移光了,我准备给市里打个病退的申请报告,退休后好好经营这个厂。我还不到六十岁,官路走到了头,财路还很长远。”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像顾大年这样的人,在遭受挫折和打击后,似乎看透了人生,话语中包含着大智囊,其实只是一种在明知欲求不能实现后产生的一种绝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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