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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危机四伏解难题、本末之事先固本(三更)


  蒙古之所以没有大犯,不过是因为达延汗突然暴毙,残元内部不稳,所以一直只是小小袭扰边境。

  盖因蒙古与大明武德相比,其实不过在泰半之间,谁也无法有信心一举平定对方。

  固然蒙古稍强一点,但丛综合底蕴,蒙古则远逊大明,因此只要不是脑子有病,绝不会贸然大举进攻。

  可若是边军勾连带路,双方实力综合,拿下明朝便不再是遥不可及之事。

  是故哪怕朱厚熜砸锅卖铁,先要稳住九边再说。

  此事刻不容缓,必须有所安置。

  群臣闻后,齐出班位,口宣:“天子圣明!”然后群臣退出朝班,各自下去处理自己公务,至于朝议之事,则有有司进行妥善处理。

  退朝之后,朱厚熜点了各衙门官员,与内阁一同入文渊阁随驾顾问。

  进入文渊阁的朱厚熜,与百官一同给孔子圣画行礼之后,按照往日次序,各自落座。

  良久之后,杨廷和清清嗓子,从文渊阁柜子拿出一摞奏本,递给朱厚熜道:“昨日陛下谴中贵人问臣等,臣今日答陛下所问,请上圣人御览!”

  朱厚熜将书信仔细一一拆阅,跳跃信中无关紧要之词,直取核心信息,很快一摞书信便已看完,然而却不发一语。

  杨廷和在朱厚熜看完之后,便清清嗓子说道:“此事臣早已料之,不过圣人甫登大宝,雄心万丈之时,臣亦不好多加阻挠,当奏本传到朝廷,臣本想立刻与陛下分说,却正好碰到中贵人传谕,故而今日才来禀报!”

  皇帝新政弊端,但凡老吏必然都能看透,事情十有八九会发生不谐。

  但也不知是这些人想要皇帝吃吃苦头,还是真的顾及皇帝面子,或者是因为皇帝所举条例,皆是为国为民,百官怕清名被污,所以并没有说出来。

  反正在当初朝堂之上,没有立刻劝谏。

  对于杨廷和之言,朱厚熜根本无心计较这些事情,他更在意,此事该如何处理。

  总不见得,将新政全部打会原样,将放归宫人,全部再次召回。

  可又不能视之不理!

  心乱如麻的朱厚熜,便对身旁的内侍韩雍开口说道:“将奏本送至诸位朝臣看看!”

  随后又对杨廷和道:“先生以为此事,该如何处之?”

  朱厚熜可以自我打脸,承认新政存在弊病,可于解决事情而言,有何益处?

  问题不会因为认错,就会自动处理。

  杨廷和轻捻颔下胡须,满脸愁容回答:“眼下之事,归根结底在于国家困敝。想要解决眼下之题,实在太难。

  是故臣以为,至于复太祖旧制,可分别缓缓行之,待到朝廷有余力之时,再行推行新政,万不可顾此失彼!”

  杨廷和已经看出,眼下新政肯定是无法推行,毕竟巧妇难为无米炊。

  想要执行新政,恢复洪武旧制,并不是如同朱厚熜,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

  当初杨廷和为朱厚熜颁布新政之时,没有涉及朱厚熜所说新政,原因不止是杨廷和没想过,更加是朝廷财政,只允许他做到登基诏书那一步。

  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杨廷和在朱厚熜登基第二日,颁布新政之时,却没有立即阻止而已。

  眼下事情已经被捅漏出来,作为内阁大学士,皇帝的备咨顾问,杨廷和就不得不顾及朝廷本末问题。

  着手处理新政所遗留弊病,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只要国力逐渐上升,能够腾出资源,才能真正着手解决,眼前这些皮癣之疾。

  若是纠结于皮癣疾病,从而忽视已经迫在眉睫的肿瘤,届时恐怕两头都不见得,能够讨到好处。

  朱厚熜虽然不同意杨廷和办法,但眼下自己也没有更好方法,于是便再次询问:“如何行之?”

  “臣窃以为,如新政之废东厂、追监军、守备、监枪……恢复举荐、尚老、起复、追荫等事,可酌情处之。

  而发放宫女、宦官回乡,诏命复乡学、社学等事,漏泽园这些,只能暂且依照弘治、正德年间旧制,待朝廷有余力之时再行整改。

  盖宫女、宦官多数幼时被卖,自小进入宫中,回乡之后无一余力安生立民,朝廷又不能为其安家,如此放还绝非好事。

  而社学、乡学,诚然为太祖旧制,可实际而言,国初百姓人人有田,虽然需要缴纳赋税,但尚可图温饱。

  藉此五口之家,有一二人勉强可以入学,并非遥不可及之事。可如今赋税太重,百姓田少,忙于耕种,而且乡学、社学多地废弃已久,私学遍地都是,即使敕命地方修葺乡学、社学,臣以为也不会有人入学。

  是故《论语·学而》有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是如此也!”

  杨廷和所认同可以继续施行者,多为花钱不多之事,至于发放宫人还乡、恢复乡学社学,他则并不苟同,认为可暂时留下。

  其中两个问题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花费太大,二是因为兼并土地,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无论是安置放还宫人,还是重新修葺学校。

  前者长居宫中,家乡早已没有田产,所谓无田产者,无恒心,如果朝廷不进行妥善安定,最终不是饿死,就是变成乞儿。

  可朝廷若是恩养,那与放不放出皇宫有何区别?

  甚至在宫内,这些人还可以服侍天家,尚有一丝利用价值。

  而放还,不但无须做事,需要朝廷供养,世上岂有这等好事?

  后者荒废已久,如果想要重新修葺,大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每县不说多,起码三个社学、乡学总要。

  算他一个社学、乡学重新修葺,五两银子,然后请老师、刊印书本,每年总需五两银子,一年下来是多少?

  再加上漏泽园、养济院、惠民药局等,无一不是需要花费巨资,方能重启旧制。

  但所耗钱财,无人敢算。

  所谓:“仓廪足而知礼仪!”即是如此。

  如果连果腹问题都无法解决,又何谈有时间其他?

  就拿读书来说,在普罗大众看来,就断读书破万卷,可却无法立刻变成粮米,最终也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多数百姓没有那么远大理想,更没有那么长远见识,空空如也的肚子,告诉他们再好的东西,也比不了能将肚子填饱。

  吃饭是本,知识是末,本末不可导致。

  这也是为何《三字经》会从《论语·学而》衍生出“有余力,则学文!”之句。

  盖因大众本质最低要求——吃饭!

  能不能吃饱,日后过得如何,暂且无心去想,但眼前必须能够保证不饿死。

  明朝乡学、社学之所以废弛,这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哪怕地方官府再如何倡导文风,鼓励百姓习文,但止不住百姓不愿意进学。

  而且官府不敢强迫。

  因为若是少了一个劳动力,生产何人来做?

  一旦少了劳动力,那赋税如何交付?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且官府也不想去多心管,固然文风关系政绩,但是赋税才是政绩考核的根本。

  如果赋税能缴纳完毕,即是本地十年不出一个秀才,又能如何?

  充其量就是提督学校官,在参上一本“某人治地一方,文风凋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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