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时移世易故园事不尽悲欢一梦中

今年春，我收到上海一位退休老太太发来的电子邮件，摘录如下：

        “我因寻根问祖，正在收集汪鉴资料和寻找他的后人。在六安地方志上没有找到信息，最近在网上读到您的大作《风尘六安州》，文中讲到九墩塘和汪鉴。不知您那是否还有汪鉴材料，或许您能指引我寻找方向。现寄上我刚写的《寻找汪鉴后人和介绍汪鉴业迹》的稿子，请您指正。”

        关于六安小东门九墩塘的来历，我小时候听当地老人说过。在《风尘六安州》这部作品中，我是据实描述：“九墩塘原是一片沼泽地，清同治曾任四川夔州府府台的六安人汪鉴，他在告老还乡后，将这片沼泽地挖成池塘以利民用。为节省劳力，就地取余土堆砌成九墩。后人有此九墩系汪鉴为纪念他九房夫人之说，全是附会。鼓楼东大井拐与和平巷交界处汪家公馆是汪鉴故居，今已不存。”

        这位退休老太太是汪鉴同宗侄女，叫汪大咏，于上海市某单位退休已有20年。她的祖上跟汪鉴有许多渊源与交往，她本人退休后就在研究汪鉴，非常值得一记。

        她说“关于我家的情况，简述如下：我家祖籍旌德，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曾祖父逃离旌德，迁居舒城。祖父汪润甫（时树）1871年出生时，曾祖已40岁。祖父是独子，自幼读书。据说，19岁时（1890年前后）写文章反对苛捐杂税，鼔动舒城店铺罢市，惹脑了县衙。为避县衙追捕，离家逃亡。后来到六安汪鉴府中教私塾，后又把家搬到六安。清末——民国初年带了我伯父一起到汪鉴家在山西大同投资的煤矿任职。”

        可见，汪大咏的祖父汪润甫是个不畏权势，富有正义感的读书人，并跟同宗汪鉴交往很深。

        根据她的研究，已知汪鉴，谱名兴鉴，字晓潭（筱潭）。出生年月无考，只知同治丁卯（同治六年[1867年]）并补行辛酉科（咸丰十一年[1861年]）举人，同治戊辰（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点翰林，李鸿章门生。历任礼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陕西道监察御史、四川夔州、成都知府、二品衔。

        汪鉴在四川任职约有五年左右，由于清政府官场内部矛盾，有北京御史奏参他。汪鉴怒而辞官赴京，向都察院左都御史处控告。汪鉴到京后清廷提他为“道员”，遇缺开单简放。吏部书办要他化笔银子，可以立即放缺（立即派他上任）。汪鉴不肯做此“舞弊之事”，于是一怒出京，在安徽六安州城内，置下一所巨厦（即汪家公馆），享受隐退之乐。甲午年，李鸿章因赴马关与日本议和，曾经奏调他去充作随员，他也一口谢绝。只与在籍绅士，前任台湾巡抚、六安人刘铭传交往。

        据光绪《奉节县志》(光绪十九年刻本）载：“汪鉴，字晓潭，安徽旌德县人，由御使简放夔州。丰裁懔然，不畏强御，临事剖决如流，幕友、门丁一切谢绝。尝望夔门险隘，欲疏以便行旅，因筹款数万金，奏请创开峡路百余里，为从来所未有。余款购书数万卷分置七学署；买田土若干亩作义冢；以三千金修京师夔府会馆；以五千金存万县兴发寿号生息，作夔郡乡会试及京官津贴费用。复创兴既济会，添置水龙，以防火灾。嗣调补首郡以道员简用。”

        《巫山县志》又记载：“三峡峭壁挿天，悬崖千仞，并无山径可通，蜀道之难于斯……”，“其最奇险者为三峡夔峡起奉节白盐山……即古瞿唐峡峡口滟滪堆，冬则出水二十馀丈，夏则没于水中二三十丈，势险溜急，人力难施”“上下行船，绝无纤路，每当夏季水涨舟行辄覆，每岁遭覆溺毙者不下数十百人。”

        《巫山县志》又记载“数千年来未能经营开凿者，诚以工艰而费钷也。该府汪鉴有志竟成”，“变险岩为康荘”。

        根据汪大咏研究，光绪14年（1888年）汪鉴在官、商、民之间募白银六万两（他本人捐一万两），花两年多时间创开峡路百余里（从夔峡白帝城起，下至大溪之对面状元堆止曲折纡回约三十里；自状元堆至巫山县城九十里；自巫山对岸起下至川楚交界之编鱼溪青莲溪止计七十五里）。这条在千仞绝壁的腰部凿开、高出江面几十丈、峭壁上的平坦路，宽约五六尺，包括有石桥、铁链、石栏等附属设施在内的栈道。纤、轿可以并行。从而打通了夔州至巫山乃至湖北的陆上通道，为商贾，行旅、纤夫、轿夫、力人、骡马的来往大开了方便之门。《节奉县志》又说：“当盛涨封峡之时，行人往来山路，肩挑臂负络绎称便；而舟行有纤路，亦少覆溺之患。”（据说今三峡工程蓄水到139米，古栈道已部分淹没。）汪鉴还创兴“既济会”以防火灾，“既济会”按今天的说法即“消防组织”。汪鉴是用易经中“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即“预防为主”的精神。要求平日做好防火准备，以免到时焦头烂额。为此，他带头捐出薪俸，再动员县官和绅商捐款。筹集资金后，先是购置西式水龙及一应器具；又将馀款交殷实绅商生息，以备遇事时支用；并规定每年春秋举行“既济会”，进行防火宣传，先是演戏（吸引人们参与），接着是水龙救火演习，最后清理账目，将结余款项转入下一年以备实用，不准“踵事增华、恣意浪费”。汪鉴居官精勤廉洁，四川总督刘秉璋对汪鉴的评语：“该府汪鉴有志竟成，竭一已之诚，胜五丁之力，免行人于胥溺”“其平日居官亦复精勤廉洁”。

        由此可知，汪鉴是个精明能干，勤政为民，有气节、有性格的历史人物。

        汪家公馆位于六安老城鼓楼东大井拐与和平巷交界处，紧挨京剧团（解放前新新俱乐部）后门。笔者故园与汪家是斜对门，儿时，我经常在汪家公馆内玩耍，衰败大户的冷落景象，给过我很多感触。

        文革前，和平巷内一侧，尚遗存有四口半截埋在地下的大水缸。终日缸中盛满了水，为旧时救火专用，就是汪鉴的善举。

        汪家在解放后家产被政府没收，家中后人的成人成分被划为地主，成为“人民”的敌人。他们生活得十分悲惨，几乎什么运动街道都要组织群众批斗他（她）们。但老邻居们对汪家的人并无仇恨，斗争他（她）们时多是迫于形势的应付。真正下狠手打斗迫害他们的，是那些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和不谙世事的孩子。家母与汪家的长熄是好友，每当汪家那个善良的地主婆被批斗后以泪洗面，想不开几欲觅死时，家母总是前去安慰，开导。那情景，历历在目。

        旌德汪家另一支后人寻根问祖，因《风尘六安州》而引来与汪大咏在网络上不期而遇，我自然高兴，要尽力为她寻找汪家后人。奈何我很早很小即背乡离井去外乡谋生，人事沧桑，故人零落，汪家后人多已不识。故园乡井也已面目全非，古老街道上铺面陈旧的门板与柜台，油光水滑的石板路与房檐上古老的花纹瓦当早已失落，六安古城市井的风貌踪迹全无。只有在梦中，偶尔还能见到那魂绕梦牵的故园，我怎么才能为汪大咏找到她的亲人呢？

        醉汉茫然。

        前两天，我去看望我大姐，她已经近八十岁，头脑清楚，行动自如。我们姐弟在闲谈时说到此事，我大姐说，她见过汪家后人，若再见到就帮我问问。些许是天意，我走后，我大姐上街，在公交车上居然就恰巧看见了汪家的后人汪维尧。

        汪维尧长我十来岁，已经七十三岁。当时，他因年幼不是地主，但是“地主成分”。他在学校教书，被划为右派。子女又多，当时艰难可想而知。他现在已经退休，安居乐享天伦。我大姐与他说起此事，他自然十分高兴。第二天，我大姐即带汪维尧到我家见面（七月五日）。

        没说的，我立即向上海汪大咏报喜。汪大咏第二天就与汪维尧在电话上联系上了，并马上给我回了信，向我致谢。

        汪家后人失散又团聚，历经近一个世纪。时移世易，不尽悲欢。因我的小说而带出这段佳话，唏嘘之余，不胜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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