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之死

        少年时喜欢词曲，偶然得到几页残破的《人间词话》，竟爱不释手。从中，我知道了中国有个叫王国维的大学问家。

        《人间词话》里，尤其是其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对做大事、做学问总结之语，使我茅塞顿开，受用匪浅。

        诸位不要误会，我之受用，与成大事业、做学问无关。凡事举一反三，皆可触类旁通。那时，正值大饥荒三年，我用这三招弄吃的，解决饿肚子难题，很实用。

        我先在城郊附近四处观察，看什么地方有吃的，有能吃的，有能吃的而他人不敢吃的东西。此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然后我不怕山高水远，或取他人眼皮下熟视无睹之物，用于充饥。如桃树油，是雨后桃树枝干上凝结的一种胶状物，食之芬芳可口，而他人决然不敢食用。于是，我乐得独自受用。此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过程首先要受得苦中苦，其次是要冒中毒之危险，也叫实践出真知。由此两条，很自然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美食却在，众人无视处。

        我不能不感激王国维，他这关于做大事、做学问三境界评说，使我在官灾人祸时没有饿死。

        后来，我终于弄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人间词话》，而且是正宗且完好的一本。虽然此书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烧毁，但里面的营养已经滋润了我。

        自那时起，我才知道王国维之死，是于民国年间在北京投昆明湖自尽。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竟使一个大学问家走此绝路。他决然不是穷苦，为没吃的而死。他是个本分学者，也决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这个问题，困惑我多年。

        听人说，王国维当时也不是很富裕，苦于亲家罗振玉逼债，无奈而自尽。此说似乎还很有市场，对此，我一直怀疑。

        亲家逼债，且两个人都是国学大师、大学教授，何况，王国维还是罗振玉培植资助过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岂能因区区金钱债务将对方逼到死地？

        但心中对其死因，总是莫名，感觉应该有其他缘故。

        后来我搞基层文化工作，在众多报纸杂志信息侵蚀下，相信王国维是顽固保守派，他的死是殉国，即为清朝的亡国而投湖自尽。

        但我这个认识，被一乡村好友推翻。他是农村一位退休老教师，一次小聚，我们谈及王国维自杀一事，他说：“清朝在一九一一年就被推翻，他王国维在一九二七年才投湖，亡国十六七年后自杀，这也能叫殉国？”

        是啊，若是殉国，也太迟了点。

        现在我才知道，陈寅恪先生在一九五三年底有个《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就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

        陈先生斩钉截铁否定了以上两个原因。

        事实也是如此，民国推翻清朝，王国维并未殉国。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罗振玉去日本。五年后回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一九二二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还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其间，一直未有殉国迹象。

        他究竟为什么要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走这条沉湖自尽绝路呢？而且，他当时才五十岁，正是做学问鼎盛时期。

        近几年，通过网络查阅一些资料，基本上找到了答案。王国维是惧怕暴力革命，痛惜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摧残文人、文化，为此而死。同时，他的死于与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处死叶德辉、王葆心等文化士绅有关联。

        王国维的死，在他人自然是意外，但在他自己，则是早有准备。

        王国维遗书中开宗明义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余略）”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恐惧“世变”和“再辱”，是王国维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世变”和“再辱”，决然不是指清朝的灭亡。

        可是，王国维遗书中的这个“世变”和“再辱”，具体是指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个“世变”和“再辱”，是指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恐惧北伐胜利后，南方革命一幕在北京重演，自己将会在世变中受辱。

        一九二七年是民国十六年，孙中山逝世不久，是多事之秋，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无论是，还是，对于发生在这一年的许多事件，都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或避重就轻，或轻轻带过，都有过激与不当之处。两党对许多史实，皆羞于言说。

        当时北京北洋军政府，十几年换了十几个总统、总理。个个都是用枪杆子说话，拥兵自傲，实行没有皇帝的军人宪政。但他们打着中华民国的牌子，又漠视参政国民议会，拒绝民主共和。

        而南方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国民军政府，则分化为两个：一个是从广州迁都武汉的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一个是以率领北伐军北伐，暂住在南昌，后在南京建都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武汉汪精卫政府，以正统孙中山继承者自居，政府被中央控制，党令高于政令。汪精卫认为武汉已成全国革命中心，又有鼎力支持，理所当然代表中央和国民政府。

        而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昌党部和国民政府，以军人为主体。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临时会议，擅改原先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提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此一决定，违背当初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初衷，蒋汪矛盾，初现端倪。

        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因国共合作，已有一定实力。国民政府各部门，都有员担任的要职。效法苏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共产主义。搞武装革命，在全国举行暴动、起义，夺取政权。

        地方军阀则你夺我抢，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他们对国民政府采取有奶便是娘，没钱晾一旁的实用主义。东三省为张作霖地盘，任何人不得染指。外蒙为苏俄钳制独立，新疆、西藏为传统王室和奴隶主统治，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实则完全自治。

        日本外相币原当年公然宣称，中国尚无代表全国的政府，他不承认中国任何现政府，最能说明当时中国纷乱的局势。

        这年四月初，在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甜蜜合作，卿卿我我。

        但汪精卫这个政治纲领，与蒋介石政治主张不符，二人裂痕渐大。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通过战争，解决了大半个中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此时已经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伐胜利在望。

        斯时，北京城内一片恐慌，谁都不知道将来局势会是什么样。

        作为担任过满清伪职的王国维自然忧心忡忡。

        就在此时，北京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前清遗老被杀的消息。身为清廷遗臣的王国维，不能不考虑国民革命军来了，自己将会受到什么伤害。

        其实，叶德辉被杀是真，王葆心被杀纯粹是误传。

        消息来源于王国维死后梁启超的一封家书，梁启超可能也对此消息信以为真，所以在家书上写了此事。可以推理，年过七十的学界名宿王葆心死于农民革命的谣言，也传到了王国维耳朵里。王葆心的死，对王国维刺激很大。

        王葆心是著名方志学大家，曾在清朝学部、礼部任职，兼任京师大学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教习。民国后任任教育部编审、京师图书馆总纂兼北京大学教授、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湖北国学馆馆长，与王国维相识。

        湖南农民运动大开杀戒是事实，其中不免有对士绅的滥杀现象。

        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称：“在运动中，由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土豪劣绅有宁乡杨致泽，岳阳周嘉凎，华容傅道南、孙伯勋，浏阳邱少瑞；由农民围住县政府，强迫县长交人，直接枪毙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审枪毙的有长沙叶德辉、黄道生、俞诰庆、徐国梁，湘潭张茂钦，浏阳杨风韶、肖绍荣；公审后被农民用梭镖刺死的有常德徐仲达；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有宁乡刘昭，湘潭汤峻岩。这一时期处决的土豪劣绅还有华容县张柞荫，汉寿县梅实……”

        杨另有介绍：“农民运动的内容也从支持北伐军发展为揪斗‘土豪劣绅’，施以戴高帽子游乡，吃大户、公审、打板子、罚款罚粮、监禁、驱逐、没收财产、执行死刑等惩罚。1927年2月13日，湖南石门县农民一千多人召开大会，用扁担、锄头‘直接处决’了三名土豪劣绅。据1980年调查，北伐时期，常德地区‘土豪劣绅’被处死者18人，游斗者134人，监禁者7人，罚款罚粮者118人，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约占当地‘土豪劣绅’总数的82。其他地区，情况当与此类似。”（杨天石：《人与前期中华民国》）。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开国后杀功臣多见，却鲜见有对前朝遗臣大开杀戒的先例。皆因开国功臣功高震主，对新君有威胁。前朝旧臣基本都是对新君俯首帖耳，只求自保，至多引发点今不如昔的感叹，构成不了对新政威胁。但纵观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杀戮前朝官员，很有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叶德辉死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一天。

        这时候，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与陈独秀领导下的，正在密切合作，打得火热。两党刚刚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公开声言要共同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率军北伐的蒋介石与一些元老及很多高级将领，都对戒心重重，对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与同席把盏嗤之以鼻。元老吴稚晖在国共联席会议上就公开声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我反对。”

        事实上，汪精卫与翻脸，偶然中有必然，决裂是迟早的事。

        汪精卫终究是党魁，不可能与合作到底。两党纲领十分明确，都要掌管国家政权。可政权只有一个，不是民主机制，怎么能合作掌管？故国共两党合作是各自需要，分裂则是必然。

        巧合的是，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密令中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即著名的《五月指示》。这个指示，由共产国际代表鲁易负责传达给中国。但鲁易到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先交给了汪精卫。

        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他这个左派会铁心站在一边。

        汪精卫看到这个《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原来加入是为了改组瓦解，根本不是和诚心合作。

        于是，汪精卫突然来个大转弯，于七月中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决裂。

        他杀起人，丝毫也不比蒋介石手软。

        这也使许多对左派抱有幻想的人猛醒，他们终于意识到，笔杆子重要，枪杆子更重要。没有军事实力，在中国就不可能得到政权。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打住。

        有关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和北伐军要打到北京的消息，一经报纸宣传，王国维不可能看不见，也不可能不自危。

        惊人消息却不期而至，有天，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的文章，王国维大名赫然在内。

        这事，王国维当然会知道，他就是看不见这张报纸，别人也会告诉他。

        他怎能不惊心动魄！

        像王国维这样的传统文人，可以不计生死，却不能不计荣辱，不能不痛惜他视为生命的文化。湖南农民革命，伤及许多旧文人和传统文化，使他绝望。自尽，可以说是王国维必然的选择。

        蒋复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还提到，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湖水深不过二三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有心找死，他头先入水，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上来，但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湿。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一代国学宗师，就这样在他五十岁鼎盛时死去，给后人留下无限遗憾。也留下许多谜团，许多猜想。

        附录

        梁启超挽王国维联：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馀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吴宓挽王国维联：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梁漱溟挽王国维联：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落成时，陈寅恪又为其写下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上下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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