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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闲话“同志”称谓的变化


闲话“同志”称谓的变化

        在我国古代,“同志”与先生、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

        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8226;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这里“同志”一词的意思与现在作为名词使用不一样。

        现代“同志”一词,开始于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内部互称“同志”,同盟会会员们也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一年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吁。

        因此,内部使用同志一词称呼对方,在当时很普遍。

        一九二零年,、罗学瓒等人通信时,开始引用“同志”一词。一九二一年,中国“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这是中国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

        一九二三年后,内部和外国组织以及工人组织之间,也互称“同志”。一九四九年后,“同志”这个称呼开始在全国流行,取代了多年“先生”、“小姐”、“老乡”、“爷们”和“弟兄们”的传统称谓。

        一九五九年专门发出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一九六五年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不难看出,这些指示与文件是希图营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氛围。

        但在权利至上,平等等于梦呓的环境下,这些指示与文件形同虚设。人与人之间,在称呼上早已经有了潜规则。

        事实是,无论在党内党外,多年来没有人敢当面直呼为“同志”。

        党内高层尊称其“主席”,民众敬称其为“伟大领袖”或“大救星”。长期不变的“主席”之称,已有终身制意味,而“伟大领袖”与“大救星”称呼,则明白无疑地把其供奉上神坛。

        对这些阿谀奉承,我们并未见表示过一丝反感。相反,毛同志是欣欣然笑纳。

        其次,在文革结束前,你也不能将是“敌我矛盾”的人称为“同志”。比如对一个右派或地主,你是不能称其为同志的。假如你称呼他们为“同志”,轻者是你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严重者是你和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是人民的敌人。那时“同志”一词,是革命者和革命群众“自己人”才能享用的。

        文革结束后,人与人之间的称谓由单调变丰富,在称呼上除了复活许多传统叫法,新名词与外来语也多起来,煞是繁华热闹。呈现出一派打破思想禁锢后,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的景象。

        但有些称谓,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小姐”一词。

        高贵的“小姐”称呼,在经济发展的浪潮冲刷与涌动中,悄然有了微妙的变化。开始是以“服务人员”进入人们的视野,后而直接成为妓女的代称。现在,“小姐”一词已经远离了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的形象,和传统的东方千金闺阁毫不沾边。

        而“老板”一词,却经历了被人崇敬到被人歧视又被人羡慕的历史反复轮回。

        “同志”也再不风光,在备受冷落中又平添一股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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