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洞悉囚徒困境
所以,唐卡支的这一招,动作虽然却起了大作用。
事后,在蒋洪历和老付提起这事的时候,也是对这个小细节感叹良多。如果没有唐卡的这个提示,很有可能授人以柄。那么,就不会这么痛快淋漓地端掉这个“走粉”集团了。
当然了,这是后话。
就在蒋洪历撸好袖子,摊着双手来到高矮个儿面前的时候,高矮个儿的脸上都露出了绝望的神。
最绝望的,还是高个儿,这是因为,此时三包货物,都被矮个儿用“拋空传接”的手法转移到了自己的袖子里。所以,如果蒋洪历一会儿把他们两个的袖子都解开,那么最后被“抓赃”的,将是高个儿自己。
其实,刚才高个儿是碍于“铁杆联盟”的本义,主动过来,接着弯腰的当口儿,替矮个儿做最后的努力,避免矮个儿袖子里的东西被抓现行,导致整条利益链断掉。
也就是说,本来高个儿可以用不知情推搪过去,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罪责。说得再直白一点儿,这矮个儿李金生,原本就是整个“抹痕迹”团队的主将,这家伙也确实自视清高,不到最为关键的时候,很少出手。
而且,李金生这家伙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本,自打从治安综合科转到处置大队后干了这行,从未失过手。却没想到,今天这位逗哏已经用尽了全力,包括自己这个捧哏也拼了,还是没用,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吧。
此时的唐卡,静静望着高矮个儿的表情变化,尤其是高个儿的绝望至极,不禁笑了笑。
其实,对于这二人特别是高个儿的心中苦闷,他非常理解。
往小了说,这就是“囚徒困境”的现实版本。往大了说,这可是整个“博弈论”的奠基石。
所谓的“囚徒困境”,有着非常广博的延伸意义。但是,来源却非常简单。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
于是,警察告诉每个人,可以有两个选择,坦白或抵赖。但是,因为是两个人同时进来,所以会有三种可能。
第一,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
第二,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第三,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
于是,每个囚徒,在此时都会进行盘算,考虑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坦白或抵赖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还需要考虑对方会不会坦白或抵赖。
不过,到了最后,每个囚徒都会想明白,不管同伙选择什么,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坦白。
这是因为,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那么自己立刻释放,抵赖的判十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坦白比不坦白好。
而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各判八年,那也比起自己抵赖有会被判十年要强。
所以,从囚徒个人来说,坦白比抵赖好。最终,两个嫌疑犯都会选择坦白,各自判刑八年。
这时回到原点,再看那个选择条件,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结果很难办到,因为它违反了人类最起码的底线,也就是个人的理性要求。
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为自己的聪明,最终作茧自缚。
当然,这当中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这个双方坦白,只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因为其中还可能牵涉到坦白会遭受报复,欺骗的动机可能被惩罚的威胁所克服等多种原因。所以,多次博弈后的结果,又有可能呈现多样化的状态。
可不要小看这个源于自作聪明的“囚徒困境”,它由此引发的相关领域之广,可以说深入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
这当中,与两个囚徒类似的是,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合作协议。因此,两国多半会因为这种不信任,从而强调自我理性,最终倾向于各自增加军备。
因此,看上去,增加军备会是两国各自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常的“非理性”。损害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导致本国经济造成损坏等等。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影响了全世界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
美苏争霸一共分为三个阶段,像极了两个囚徒之间的三次困境博弈。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既有缓和又有争夺。
在缓和方面:1955年,苏联主动与西方国家合作,签订了对奥和约,解决了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同年,苏联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议是苏联推行美苏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这一事实。
在紧张方面:1961年苏联修筑“柏林墙”,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使美苏关系更加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然在美国方面。
这一时期,苏联还对中国推行霸权主义,企图控制中国,使得中苏关系恶化。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则转攻为守。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一直到70年代,苏联的经济实力同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上升,相当于美国的80。而在军备方面,苏联则全面赶上了美国。
苏联的战略导弹至1975年已达2402枚,超过美国40。1979年,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开支几乎为美国的3倍。在常规军事力量,苏联也处于领先状态。1978年,美军的常规军事力量是210万人,而苏军则达到440万人。美军拥有坦克10500辆,苏军拥有坦克50000辆。
这一时期,苏联推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积极进攻战略。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美苏在欧洲都集结了重兵,处于两军对峙的僵持状态。苏联一方面对欧洲以“缓和”战略麻痹西方,另一方面加紧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1979年的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霸权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点。
而这一时期的美国,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趋于缓慢,侵越战争受到严重挫折,军事力量被苏联赶上,美国在美苏争霸中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969年后的尼克松主义,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收缩亚洲兵力,1973年从越南撤军,1979年同中国建交,都是由攻转守的具体表现。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转守为攻,而苏联被迫处于守势,最终因为国内经济崩盘而解体。
1981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以后,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遏制苏联在全球的扩张势力。在核战略和核军备方面,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通过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拖垮经济力量相对落后的苏联。
在争夺第三世界方面,美国立足于在军事上打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打击亲苏政权。
苏联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开始放弃争夺军事优势的做法,转为裁减军备,从对外扩张转向全面收缩。一直到后来剧变解体,标志着美苏争霸的结束。
这是大的方面,在小的方面,“囚徒困境”的理论与实践,一样验证得风生水起。
比如,与所有人日常生活极其密切的房地产市场。
曾几何时,地产商们曾经达成一致,那就是利益均沾,共享蛋糕。所以,在二十世纪千禧年之前,房地产板块非常强势,而且勾连甚多,几乎是“铁板一块”。
但是,在看似一派平和之中,王石主政的万科,率先选择了“背叛”,单方面降价,而且着力单独形成自有品牌发展。
究其原因,是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万科预期到的博弈的各方,也就是是未来困境下的房地产商囚徒们,肯定会选择相互间的普遍背叛。
也就是说,万科在这场“囚徒困境”中,之所以选择首先动手,出卖所有除它之外的房地产商,是因为它预计在这种困境中,如果不尽早出卖所有同伴,自己将面临被出卖的结局。毕竟,这是一个“非零和”博弈游戏,出卖行为是可以换取非常大的利益的。
只这一下,房地产商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缔造出来的“攻守同盟”土崩瓦解,万科也由此夺得了不少地盘和名声。
但是,有正就有反,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通过“出卖”同伴,万科真的能够获得个体的最大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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